“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治国实践中的法治与德治

就德治和法治的辨证关系以及目前我国德治和法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应着重把握的几个环节进行了一定层次的分析、认识，力求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自觉实践“德法并重”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略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继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之后，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又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二者关系如何？地位怎样？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之一。实践中道德和法律是两种具有不同特征和作用的社会规范，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德法并举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结合形态——基于高桥镇“三团”实践的分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对于加强乡村治理提出的一种新要求。这一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三治”结合的形态为何?本文在阐明自治、法治和德治主要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分析作为“三治”发源地的桐乡高桥镇“三团”实践,提出了“三治”结合中的嵌套性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嵌入于乡村紧密型利益关系中,通过以体现个体权利为主的“自治-法治”机制,和以体现共同体作用的“自治-德治”机制,共同调节乡村社会事务的处理。     

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略论

法律和道德在调节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备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法治需要德治的支持、配合，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辅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语境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法治文明与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关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条件,因此需要从语境的适切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何以可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需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与思想四重语境来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其政治语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对现代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成为其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度转型的“复杂现代性社会”成为其社会语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德治协同推进则成为其需要考虑的思想语境。这四种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参照性背景,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区别开来。     

论李觏的德治思想体系及其基本特征

在李觏的完整思想体系中，包括丰富而深刻的德治内容。一是强调安民“必先于教化”；二是重视德教的物质基础；三是突出“礼”的核心地位。据此可知，他所说的“礼”，具有德治与法治双重功能，其本旨在于借古喻今，寻求革除弊政之道，这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贯彻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     

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

为了比较完整地界定“德治”,必须从制度、伦理、经济、权力、文化等多种角度对“德治”这种现象作出解释 ,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现代德治”的内涵 ,把握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区别和联系 ,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建设一个道德昌明、法制健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论德治的现代转型

在实现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中 ,江泽民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 ,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是我国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里的“德治” ,不是与人治、法治直接对应的范畴 ,而是在法治方略中强调道德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德治是一种以道德规范约束行为的非正式的制度约束 ,然而 ,它在法治中却处于一种基础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德治实现了其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等现代转型。我们在法治过程中 ,必须加强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 ,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开创国富民强的新局面。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和实践论

文章着眼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贯彻执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从理性上正确阐述“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有益传统成分,为我所用;论述了“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主次之分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地相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取得治国效益的最大化;要注重“法治”和“德治”的实践操作,优化对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官的教育和整顿投入,建立对权力独立、有效的循环监督机制,循序渐进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治国方略与制度设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特定的人性预设作为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范式与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是西方法治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不能是古代德治模式的原型重现，而应是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式的制度安排。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其重心则是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官，其重点则是官德建设。在制度设计上，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来约束权力的利己冲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价值导向上，则不能对公职人员的“经济人”行为予以肯定或提倡。从民主理论对“公共人”的价值定位和社会期待上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人”在应然性上必须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标准。     

"以德治国"--21世纪治国新理念

江泽民同志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文章分析了以德治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重要意义，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紧密关系，指出“以德治国”从根本上加强了道德建设，是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德治与法治是自律与他律 ,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 ,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 ,治心与治身 ,治标与治本 ,治远与治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 ,应当树立现代德治和法治观念 ,坚持“两手”抓 ,切实纠正和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重利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新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他的法律思想 ,不仅以变法维新为主要内容 ,提倡“德治”、正确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主张宪政、强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等 ,也是梁启超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前提、限度及其路径

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理念是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深化和升华。对法治、德治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学理分析与阐释的前提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问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之能否及如何实现等问题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两者关系仍有再讨论的必要和可能。此问题首先应澄清其适用的理论前提,然后需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层次及其适用限度具体分析和阐释,最后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探寻其可能实现的路径。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关系的理念和图谱的现实把握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如何在实践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既是国家治国理论又是治国实践的现实课题。本文诠释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内涵;解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论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该秉承的理念;描述了现实处理法治和德治关系的图谱,即在法治国家建设的立法层面、法治政府建设的执法层面、法治社会建设的守法层面体现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德治与法治关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