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北宋"元祐更化"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北宋“元祐更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元祐更化”虽然废除了大部分熙丰新法,仍保留了熙丰新法中确实可行的有利部分。因此,我们对“元祐更化”的评价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其利弊得失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袁枚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批评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袁枚针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但他又强调书笈典籍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的一部分诗歌也颇有书卷味。袁枚本欲纠治乾嘉诗坛以学填诗的流弊,然而在乾嘉学风和诗风的影响下,他对诗歌学问化做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他的批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论绍圣以来元祐党人的心态特征

绍圣以来 ,元党人的心态既不同于庆历、嘉 ,也与熙丰、元之时相异。由于文人性情的差异 ,及其对政治恐惧和生命忧虑的处理方式不同 ,他们各具特征的心态可分三类型 :悲苦不振 ,超然物外和颓然自废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     

元祐词坛词之功能论

关于宋词功能,很多论者持遣宾娱兴的观点。事实上,北宋元祐词坛已经在理论上有了与此不同的阐发。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情志兼融论,即词既可表现个人情感、甚至男女私情,也可抒发各种志向或抱负,也可将情与志融合起来抒发个人内心世界。这是一种开放的功能观。二是比兴论,即以诗歌理论来论词的托物寓意,元祐不少词人都有论及。三是温柔敦厚的讽谏论。元祐词人在词的讽谏理论时,把诗歌温柔敦厚的特征融在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功能论。     

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

关于宋高宗赵构朕最爱元祐一语,应该放到南宋初年政权重建的过程及具体政治情景中去理解。南宋政权重建的最初历程是两次政权转移:一是从张邦昌至孟太后,二是从孟太后至赵构。在这一历程中,孟太后是转移之枢纽,赵构称帝最主要、最实质的合法性基础即来自孟氏的迎立。但是,孟氏废后的身份却影响了这一基础,而孟氏的命运又系于朝廷对元祐政治的评价;因此,赵构在绍兴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场合中提出最爱元祐,主要是为了加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总之,赵构之最爱元祐一语,主要不是北宋晚期所谓新旧之争的继续,而是政权重建这一全新历史任务的产物。     

论元和至元祐文学的创新与建构

中唐元和到北宋元祐近三百年的时间,是中国封建前期文化向封建后期文化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文学现象,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群文学家们的文学创作问题,而应看到其与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和文化的求变创新的内在的、深刻的关系。只有深刻认识到元和以来文学创新与建构背后深厚的思想文化动因,才能准确评价这一阶段文学迁变的真实内容、思想文化史、乃至文学史意义。     

抗战时期重庆传媒与诗坛新秀

抗战时期重庆传媒界十分重视发表青年诗歌爱好者的作品,并把培育诗坛新人当作一个重要职责.高兰、沙鸥、七月诗人群、复旦校园诗人群等在这里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诗坛新秀的大量涌现也给报刊杂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山城蔚为壮观的朗诵诗、方言诗竞写潮,粗犷奔放的审美取向等都与传媒的积极参与和对于新秀的着力推举密切相关.     

革命与更化:立国时刻的治体重构

中国政治传统中积累了深厚的立国智慧,注重统一、安定之后的政教重建。古典革命本身意味着社会政治风化的向善提升、最终指向政治共同体精神的教化变迁。更化就代表了政治体致力于善治的文明化转变。儒家传统对于更化有全盘复古和与时损益两种激缓进路,渐进调适论在历史中更显出实践稳健性。政治更化着眼于立国构造中政治精英群体的养成,以此影响立国精神与政治权力再分配,体现出兼顾政治信念与宪制结构的治体论意识。文教振兴因此有其宪制蕴涵。更化立国的政治技艺,避免全盘复古的激进变法冲动,也避免将政治转型急切聚焦于政体制度的大规模改变。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变迁的关键维度。     

司马光的性格及其元祐集团的人格根基

中庸与妥协是政治家必备的品质,以恻隐之心臧否是非,将高致与雅量统一起来,才可能完成政治与人格价值的自然结合。司马光及其元祐集团是不具备这种品质的。这种人格根基的错失,虽然使他们赢得了文化语境中的"人的尊严",可惜他们没有也不愿意解决事关民众生计的土地问题,只能停留在士大夫阶层并结成群体来与王安石政治集团争是非。任何的尊严,只有当它处在社会价值的境域之中时,才可能共享生命的意义。     

汤显祖与新城(黎川)邓远游

对汤显祖交游的研究,新城的邓远游(名渼)是汤晚年至为重要的忘年交,但论及者寥寥。汤的诗文涉及与邓的交往仅存三篇,但记下了他们结识的时间与因由,及他们在政治理想、诗文主张与品格爱好方面的声气相投。在汤去世的前四年,邓第二次探汤,并在玉茗堂从冬至住到翌年立夏,"尊酒疏灯,上下今昔",论文作诗,此等交谊难有第二人可匹。这半年,汤每逢时令佳节为邓作诗达十四首,他们欢娱的情景与深厚的情谊于斯概见。     

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陂——从尺牍文看元时期苏轼的创作心态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元时期是苏轼创作的潜沉期,故而忽略了对这一时期苏轼创作心态的研究。文章从便于真情流露的尺牍文着手,探究苏轼此一时期在忧谗畏讥的背景下创作心态的复杂及改变,并由此引发的艺术风格的转变。     

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陂--从尺牍文看元祐时期苏轼的创作心态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元祐时期是苏轼创作的潜沉期，故而忽略了对这一时期苏轼创作心态的研究。文章从便于真情流露的尺牍文着手，探究苏轼此一时期在忧谗畏讥的背景下创作心态的复杂及改变，并由此引发的艺术风格的转变。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翻译与诗学-- 对西方现代诗的挪用、取舍与转化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有效地研讨现代主义诗作翻译与创作的关系。译诗也是一种诗观的实践,与更大的文学或文化脉络相连;译诗需要对诗学的了解,并不是逐字译过来便可以;译诗可以作为文学关系的具体例证,译诗的动机和影响,牵涉到两种文学间传播、借镜、冲突或是调和等各种关系。     

"选本"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诗学态度

从"第三代诗歌"最早两个选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的"编选前言"和"选本书名"入手,可以分析出两个选本由于编选者不同的知识背景、诗歌趣味从而表现出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诗学态度,这种诗学态度其实又构成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叙事策略.两个选本以不同的方式对其与朦胧诗的关系进行了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背后,实际上关涉着两个选本/编选者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规划.     

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的一次群体题跋行为考论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苏辙、苏颂、吕大防、刘挚等十余位朝中高级官员,在相对集中的几年时间内都给一篇名为《李氏述先记》的文章写了跋文,出现了一次高级官员的群体题跋行为。跋文的题写时间,大致集中在元祐二、三年和六、七年两个时段,少数写于元祐八年春,记文作者名不见经传,留下的生平资料很少,挖掘地方志文献对记文的收录,分析记文内容,考索作者履历,可以纠正一些史籍记载的讹误。通过对作者与跋文撰写者社会关系的勾勒,可以看出,北宋“元祐更化”引起的政局变动、科举选官制度相关的同年关系、士大夫在政局变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交往心态和交往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也谈当代诗歌的"小众化"

诗人余光中提出“新诗”不求“大众化”,但求“小众化”;然而,由于诗歌和诗人自身的问题,当代诗歌呈现出了“小众化”而不得的尴尬状况。造成该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结为诗人们三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为了实现诗歌的“小众化”,诗人们应加强对诗歌理论的反省力度、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力度、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力度以及诗人间彼此融合的力度。     

诗歌翻译的意味与意境

把诗歌翻译看成是一种语义对等、信息同一的媒体符号对另一语言符号的文本阐释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翻译观。诗歌翻译标准是由诗的意向结构中的意蕴与审美价值所决定的。至近而意远,意境成了诗歌翻译的灵魂。境生于象外,使象与象之间互相规范涵盖,互相融通生发并超越自身的限定性而获本真的生命。这一本真生命之象流光溢彩,“意味生”而“神境出”,无画处皆成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