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生成、风险及应对

“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技术与学科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经由“技术—教育”的嵌入逻辑,人工智能从范畴、要素和范式等方面助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实践,生成了“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现实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主体性消解、价值性偏离、情感性威胁和自我性失衡等潜在风险。亟需从把稳“恒”与“变”的逻辑主线,驾驭技术与价值逻辑的现实张力,提升人机交互的情感温度,匡正虚实相融下的自我失衡等方面构建“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一体互嵌的深度融合路径。     

“债转股”实施中的风险及控制

国有企业“债转股”是国家为使深受高负债率困扰的国有企业走出困境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政策。从理论上看,它对国有企业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培育长期盈利和成长的潜力,优化资本结构,对国有商业银行卸下不良资产的包袱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应。但是,该政策在实施和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如不高度重视并严加防范和控制,“债转股”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滋生严重的弊端。     

“佛系”青年亚文化的结构、社会风险及其引领

“佛系”青年群体以网络为主要阵地,以娱乐性、遁世性的情感寄托为核心纽带,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独具一格的圈层化地带.“佛系”青年亚文化具有三大结构——情感维度的娱乐性、价值维度的遁世性、意义维度的虚无性.“佛系”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其相悖论的不合理消极成分.它所带来的社会责任的模糊与放逐、价值理念的迷失与错位,以及意义追寻的迷茫与彷徨,亟需以“破茧成蝶,不负青春”的担当精神引领社会责任感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青年价值建设,以“英雄主义”的情怀建构意义世界.     

论工程建设项目社会风险的成因、后果及应对

由工程建设项目引发的社会风险已成为当今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工程建设项目中的土地征用、居民拆迁、移民安置与补偿、环境影响、基层劳动者工钱与待遇等问题是引发工程项目建设社会风险的直接原因。工程建设项目社会风险经扩散放大后,可能引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触发公共危机,造成社会混乱和项目失败。应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社会风险可以从顺应化解、组织引导、社会控制、公关化解多方面进行。     

应对社会风险 构建和谐社会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形态已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征现，西方社会学家的风险理论为我们认识当代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提供了研究视域，如何应对来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自然的风险，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控制和治理风险，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东北地区在“后扶贫时代”下,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尤为迫切。目前,东北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风险,包括乡村产业发展风险、环境治理风险、文化滞后风险、基层治理风险、乡村返贫风险等方面。应从加强农村经营体系创新、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加强文化创新提升农民素质、夯实农村基层治理基础、持续关注返贫问题五个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带动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提升抗逆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生计系统“风险-脆弱性”应对策略研究

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阶段实施的两大战略任务,脱贫攻坚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问题,但农村生计系统中深层的风险脆弱性问题仍然存在,乡村振兴正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有效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应对农民生计系统的风险与脆弱性。风险与脆弱性是农村生计系统中相互关联程度很高的一对概念,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整合,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生计系统"风险-脆弱性"整合性分析框架,可以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单元分析嵌入中国乡村生计系统中的"风险-脆弱性"的各种表现,并从建立风险意识、加强预警预报、提高抗逆保护、提升农户生计能力和开展救助保障等方面提出立体式、全过程农民生计抗逆力提升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由现代性“风险”看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现代性风险的凸现,对现代性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反思与追问成为理论界的关注热点。中闰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呈现出一系列现代性风险景象。国内外风险并生,传统式与现代型风险共存,结构性风险和过程风险并存,呈现多元复合的特点。转型风险是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这就要求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化解当代风险问题。建立在现实批判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正是解决发展悖论的理性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当代中国破解现代性风险的有效途径。     

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也日益全球化,并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并将风险放大。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及治理局限性导致政府治理风险的失灵。风险的全球性迫使各国政府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风险的全球治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应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中心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正确认识和应对风险社会

2002年SARS的不期而至,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风险社会已经来到我们面前。“风险社会”的概念,最早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较为深入的研究。一、风险社会的基本特点所谓风险社会,是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     

计划生育“三结合”与利益导向机制研究

本文全面探讨了计划生育“三结合”产生的基本过程、本质涵义和基本理论依据;概述了河南省实施计划生育“三结合”取得的明显成效;论证了计划生育“三结合”利益导向机制产生的依据、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分析了河南省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     

社会质量视角中的社会风险应对

社会质量理论提出的动机是增进社会成员的福祉.在社会质量的视野中,福社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利,而且将抵御各种社会风险纳入其中.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如何,不仅仅取决于它为其居民提供福利保障,还在于为社会成员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为其自我实现创造条件.社会质量理论内在地包含了抵御风险、建设安全社会、提高人们福祉、为人的自我实现增能的价值诉求.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

实践展开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实然,而且关联可能、必然与偶然。作为行动背景的可能、必然与偶然不同于人之外的本然趋向和规定,其存在意义无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以人的行动为视域,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必然与偶然分别呈现为几、数、运。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几、数、运在中国哲学中已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后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意义提供了历史前提。从现实的层面看,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过程有效展开的综合前提。     

论技术的“真”、“善”、“美”

技术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工具,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并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技术并非是自主的、价值中立的,而是负载价值,并且渗透着伦理。技术不仅具有物性,而且充满着人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物化。因此,技术不仅具有“真”、“善”、“美”,而且三者又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     

高校“两课“教师激励机制构建的应对策略

调动高校知识型“两课”教师工作积极性 ,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能力 ,实现高校“两课”培养目标的关键是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当下构建这样的激励机制的应对策略有五方面内容 :一、形成平等参与“两课”教学与改革的合作伙伴关系理念 ;二、面向未来的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三、提供足够大的成就实现机会空间 ,保持适度的竞争和压力 ;四、自主、创新和教学模式多元化的校园文化氛围 ;五、注重感情投资 ,增加人际沟通渠道 ,使学校人事管理更加富有人情味。     

"十一五"期间江苏失业社会风险的发展趋势、结构特征与应对策略

“十一五”期间,失业社会风险将成为江苏所面临的头号社会风险,表现为:传统失业社会风险尚未化解,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新的社会风险,而失地农民的增多又使得失业社会风险进一步放大。由于江苏失业社会风险具有不均衡性、系统性、同质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因此需要综合治理。本文认为综合治理具体措施有转变产业结构、促进大学生就业、加强失地农民安置和保障、改善大型人才招聘会的安全管理等,为此我们将展开讨论。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果,不仅能够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也能在风险发生后将危害降至最低程度。同时,通过＂风险社会＂的视阀来研究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问题,也有助于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风险社会＂理论,重新构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相关制度设计,具有方法论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