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的户籍现状与分区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文章描述分析了200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出的户籍的基本状况和地区差异,指出东南沿海地区与北京等特大城市是户籍状况最复杂的地区。文章介绍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取向的空间差异,认为目前可以分成基本开放户籍、降低入户“门槛”与没有实质开放三种类型。指出在户籍状态不太复杂的地区应抓紧户籍制度改革,及时采用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在户籍状态复杂、外来人口聚集的地区应采取稳妥的政策,分人群、小区域、分阶段逐渐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均衡与补短:户籍制度改革下一步发展——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剥离黏附于户籍制度的各项公共福利,减少户籍的附加值和含金量,消除户籍制度带来的人口隔离和社会分层,使人口迁移和流动更加理性和有序.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将均衡性公共产品向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倾斜,以补齐短板,同时建构大中小城市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户籍制度改革中,注重保护农民权益,允许农民"带地"进城落户,实施差别化和多元化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和措施.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性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所造成的歧视性排斥．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与探索,并对推动城市户籍改革、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提出四个基本的思路,包括：第一,使户籍制度逐步与相关福利制度脱钩;第二,对外来人口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实行渐进性的增量改革;第三,扩大从外来移民到本地户籍人口的制度通道;第四,推动城市户籍改革和区域户籍改革的联动。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

本文基于一项在福建省沿海地区所做的问卷调查 ,探讨了在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这一重要问题。结果表明 ,即使没有户籍制度这一障碍 ,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为其最终目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其在流入地的生存能力和家庭策略、市场需求波动和企业用工策略等一系列非户籍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 ,在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要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外的更广泛领域考察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问题。     

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成都样本”思考

2003年成都统筹城乡发展以来陆续改革户籍政策,并于2010年底出台了《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意见》引发了国内舆论界和理论界的热评。笔者仅以成都的户籍制度改革为样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阐释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与重点,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难题,以为我国其它省市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时空演进模式及其启示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历程中,地方政府逐步取代中央政府成为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因地制宜实施不同内容的户口政策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新趋势。因此,对户籍改革地方实践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文中借助于搜集到的大量地方户籍制度改革法规规章文件,选取暂住证制度、蓝印户口政策、小城镇户口改革、人才居住证制度这四项户口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时空发展关系及改革内容的演进进行了分析,试图从政策扩散的视角分析其演化和扩散规律,最后得出了几点启示。     

三权改革背景下土地权益与农民永久性迁移分析——来自浙江4个县市4个行政村的实证

既有研究论证了农民的非永久迁移是户籍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度造成的不正常现象。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旦这些制度被完善,这种非永久人口迁移就将被永久迁移取代?本文基于浙江省4个县市4个行政村的家庭普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在户籍、土地"三权"改革制度背景下,农民永久性迁移意愿及土地权益对其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于举家永久性迁移定居城镇的总体意愿并不强烈,进城落户后普遍选择继续保留"三权"。进一步探究具体的土地权益因素影响及机制发现:三权制度改革对农民的永久性迁移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现阶段土地禀赋对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土地流转不直接导致农民的永久性迁移,但其可以通过部分禀赋因素的改变(如家庭非农业就业人口)解决农地流转中农民永久性迁移的困境。控制因素中,家庭中成员外出就业情况、是否已在城镇购房或建房等指标对农民永久性迁移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有序促进农民的永久性迁移,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加快推进"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改革,加大政策改革的宣传力度,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关注农民理性决策中预期的风险成本收益,如土地权益、流入地的居住成本等,要解决农民想进来、进得来的问题,更要关注农民住得下、留得下的问题。     

城乡一体化与我国“二元”生育政策改革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城乡有别的二元生育政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大势所趋,由此会带来生育政策适用对象不明确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多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认为选择新的区分城乡人口的标志来代替户口以维持现有二元政策的方法不能成立;城乡统一的更严格的生育政策不符合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现有的二元生育政策经两阶段六步骤调整为城乡一体的普遍二孩的生育政策是一种更优方案,它既能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生育政策执行问题,又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日本户籍制度与居民基本台账制度及其对完善我国户籍制度的启示

由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原因,户籍制度并不是所有国家掌握人口情况、有效实施社会管理的唯一模式,而日本是实行户籍制度模式的发达国家之一,其户籍登记制度的历史背景及实施的模式与我国有许多近似之处。因此,对日本户籍制度作一深入、全面了解,并与中国户籍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在对日本相关法律文献分析研究基础上,对包括户籍制度和居民基本台账制度的日本户籍体系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通过与中国现行户籍制度比较,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践,对我国实行户籍制度的合理性、户籍体系的构建、户籍编制单位、户籍登记事项的确定、违反户籍制度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     

我国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

户籍本身只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而我国的户籍却附加了由体制引起的过多的权利,演变成与户口性质和登记地相挂钩的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制度。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统筹城乡发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关键是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权益和福利,构建统一国民待遇福利体系,真正发挥户籍的人口管理功能,促进人口资源的有效配置。     

工业化力度、人口流动行为与户籍改革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保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工业化乏力和劳动力市场素质门槛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根本原因。基于人口流动行为的分析 ,阐明了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使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入住集镇或中小城市 ,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民工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钟摆式”流动特征 ,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最后是政策含义。     

户籍类型与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 ——基于Andersen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8年城乡居民入户调查数据,从户籍改革角度分析户口类型改变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户口类型未发生改变的城乡居民相比,户口类型发生过改变(农转非)的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的可能性更高,住院医疗服务支出水平更低。从户籍改革与参保类型交互效应看,相对于户口类型未发生过改变的居民医保参保人群,户口类型发生改变(农转非)会显著提高居民医保参保人群门急诊服务利用,同时降低其住院服务利用。进一步采用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户籍改革对提高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降低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发现,直接结算提高了城乡居民门急诊和住院的就诊概率;健康自评状况越差,门急诊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可能性越高,门急诊医疗支出、住院医疗支出和跨省异地就医支出也越高。本文认为,相对于推行基层分级诊疗制度,以户籍改革推动农村居民自由流入医疗资源更丰富的城镇地区,改革基层卫生院制度,以及改变基层医疗服务提供激励机制,可能更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的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探讨

在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管理部门制定了相应的改革对策。根据广州市人口的户籍现状,对城市计划生育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当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     

中国农村家庭老年人来自孩子的经济收入分析

提出了一个农村老年人来自孩子的经济收入(支持)理论函数,阐明家庭养老与孩子规模和孩子质量关系。并利用调查获得的实际数据予以检验和证实。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化也从低点起步、呈单调升势快速发展,2011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但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深刻制约下,城市化发展滞后,影响工业化、非农化发展;城市化速度过快,不利新农村建设;土地城市化呈大跃进式疯狂扩张,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继续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剥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要推进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实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

本文主要通过深入的考察、分析 ,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口迁移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农村人口的非户籍乡—城迁移始终为迁移主流、迁移原因及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迁移的城乡—区域模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文章最后还进一步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这些特征所显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