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论中国史学面临的“挑战”——学术史视阈中的考量

"史学面临挑战",在不同语境下含义不一,但更重要的是针对中国当代史学而言的。所谓"中国史学面临的挑战",有阶段性和多样性。它是"史学危机"的变脸,"史学困惑"的新象,其学理在当前集中指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自身确实存在着许多悖论和问题。面对社会和史学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学界要变挑战为动力,改善历史叙述范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论《竹书纪年》所述“五帝”“三王”史的特点

《竹书纪年》所述"五帝"、"三王"史,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是重视构筑历史的时间及空间组成。二是重视描述这一时期的权力争夺,尤其是贯穿于其中的政治阴谋。三是大量记载王朝中央与周边其他民族(或部族)的和、战关系。《竹书纪年》的这些历史关注,是战国时期各种"现实"关注在历史叙述领域的延伸。战国时期历史叙述的成熟,伴随着历史知识的"再造"。分析这一"再造"过程中出现的"话语事件",对于估量战国史学文献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通鉴》的“著生民之休戚”

"著生民之休戚"是<通鉴>两大著述宗旨之一.司马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构成了<通鉴>史学的重要内容与特色.具体考察<通鉴>叙述"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联,论析司马光关注、重视民生诸问题,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由此构成了<通鉴>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并进而揭示、分析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古哲”胜“今哲”!——“自涉悖论”漫谈

三个古国早已发现"自涉加否定"(P)偶发的"矛盾性";随后其一又把P"强化"为"本语句假"(Q),响应"亦此亦彼"悖论(R),携手挑战"不矛盾律".这两个"悖论之冠"Q、R,迄今仍然"扑朔迷离",被誉为"千古之谜".在20世纪初,由于"罗素悖论"的猛烈冲击,惊醒了沉睡数世纪的Q、R,即时引发西方众多"今哲"奋力解悖."今哲"经历百年挫败,在迷惘和绝望之余,竟然认Q为"无意义"而拒斥Q为"矛盾",比"古哲"倒退了一大步!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北宋“偃武修文”政策探析

"偃武修文"政策是北宋防范武人专权割据,维护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它贯穿于北宋的政治运作中,形成"文人主政"的局面."偃武修文"政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繁荣了文教科技事业.但伴之而来的也有政治的不利,军事的失败,国力的不振和社会风气的颓靡."偃武修文"总体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但北宋运用这一政策却使社会积贫积弱,对外妥协投降最终导致了"靖康之变",原因就在于矫枉过正.     

重新解读马克思语境中的“现实的人”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尤其是在1844年前后的著作中,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现实的人".一种是费尔巴哈式的"现实的人",其本质仍然是"抽象的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人",其本质是"在社会中、历史中行动的人".对这两种人,必须加以明确的区分,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及世界观转变的历程.     

试论历史和现实在历史哲理上的统一

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关系到历史研究的方向与道路。从古代到近现代的中国史学史的历史实际表明,史学研究从来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关键在于史学家能不能找到历史和现实在客观规律上的一致性。剥削阶级的史学家由于阶级局限和偏见,很难在总体上认识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的史学家由于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武器,从理论上说,完全可以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找到贯串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共同规律,吸取和借鉴对现实有益的历史经验。但是,社会现实状况是错综复杂的;客观社会环境的限制,人们思想认识的局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师古以用今:李觏对儒家经典的解读

研究李觏如何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阐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拓展李觏现实主义思想特征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康国济民为意",可谓师古以用今之情怀;"道不以权,弗能相济也",乃李觏对<易>之解读;"摭其大略而述之",体现了<周礼>的回归及对现实的思考.     

孔范今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浅识

孔范今主张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治史者应持学理价值的取向,而不是历史价值的取向。孔范今从文学与历史的关联中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描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结构呈现的开放性大空间特征,多维性特征,以及疏离性特征,等等,并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经历了三次大的回旋的走向。孔范今20世纪文学史论的史学观基础是有别于政治家,或历史家的历史观的文学视野中的历史观。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中西新旧”问题——关于历史语境和现实关怀交错互动的思考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史学研究范式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其评价标准出现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当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返回历史语境之中,探求时人的思想言说,可以发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新旧中西"等问题的原初涵义及其对现实评价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揭示出研究过程中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的互动的现象。     

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

中国民族传统史学具有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历史意识,体现出具有自己特点的历史思维。在中西史学问题讨论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历史意识体现在溯源探流的历史发展过程论、历史阶段思想、忧患意识以及探讨历史变动的"所以然"的历史盛衰论。新世纪出现经济全球化趋势,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历史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对于研究当代社会,认识历史与现实运动的走向,有重要的意义。     

浅谈“问题史学”的方法论原则

近年来,人们对“史学危机”已发了不少议论,史学界同仁为克服“史学危机”也提出了诸种方法:1)、史学要面向现实,要为现实服务;2)、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尽快建立起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3)、更新研究方法,实行跨学科研究;4)、打破传统史学主要局限于政治史的局面,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等等。应该承认,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对史学改革有所推动,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史学危机”,首先必须改变我们传统的史学方法论观念。笔者认为,战后在国际史坛上叱咤风云的法国新史学派提出的“问题史学”概念,在这方面对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问题史学”涉及的并不是研究对象的问题,而是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史学流派会有不     

“新民之史”——20世纪初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的价值追求、目标定位、内容选取以及传播媒介是当前世界各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难题。回望百年前的"过渡时代",梁启超通过办报和著述,奋力呐喊"新民",并以"新史"为"新民"最重要、最有力的利器,在当时科举体制的重压下掮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呼吁革新史学理念,矢志新史著述,弘扬"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新民之史",促进了传统"经史教育"向近代历史教育的过渡,并对近现代历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资产阶级改良派诗人、政治思想家黄遵宪(1848-1905)所著《日本国志》,是我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在史学思想和方法上具有不少超越前人的特点.现将其分析条举如下.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本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许多著名的史籍,如《史记》、《通典》、《资治通鉴》等,都很重视对当代史的研究,而在史书编写的内容安排上,皆贯穿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思想.诚如章实斋指出:"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为什么要详近略远呢?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即为现实提供借鉴作用.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为此史家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清代民间说唱刻本中的“社会记忆”

保罗·康纳顿说过:"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的过渡,是从体化实践到刻写实践的过渡。""刻写"是保存社会历史记忆的有效方式,民间说唱刻本以"刻写"方式保存有大量记载"现实历史"的唱词。以清代民间说唱刻本《西乡反》《说唱周雪健》为例的分析表明:这种"现实社会记忆"不仅是对官方修纂地方志的扭曲、避讳、缩略历史的一种"激烈反击"与"有力补充",也充分彰显着民众意识和民众时代文化。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意”因子

宪政史著述理应给予必要的分类。其中,以史学方法撰写的宪政史可以称为"史学宪政史"。这里提出此一概念,意在表明用史学方法与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史之不同。史学宪政史的旨归是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档案资料、深研原著的基础上,阐明宪政史的研究对象,进而客观揭示或如实描述宪政发展过程,为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揭示或描述虽不能做到样样"至确",但心之所向,必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由此论及目前极为流行、可以归类经济学宪政史的戈登著《控制国家》,其中可见作者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的浅薄与匮乏。书中说:"18世纪中叶以前,‘民主’是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却被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谴责,被诗人和艺术家所嘲弄,被哲学家所拒斥,真是极大的讽刺"。所谓"否定",当来自不同政见,但稍有历史知识者便应知晓,构成评价主体的恰恰是"肯定"的评判。难道可以将多数人认同的制度视为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吗?反过来,与民主对立或分立的制度也受到了其他政见的批判和否定。而在一个多元社会里,论争环境原本就是制度生存发展的常态,古代民主正是在与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的斗争中才得以发展壮大。事实上,古代雅典反对民主的知识精英并无几人,所以,上述言论恰恰反映了作者历史知识的不足。而假如他知道少数人持反对态度多数人居拥护立场,那就说明他还不懂史学规则,即不可以偏概全,以点废面,否则,必然诱导读者误解历史,而他本人,则无异于篡改历史。经济学宪政史自有它的特点,但既然研究历史,就应该具备一定的史学素养。这方面,作者显然还有些薄弱。由此再看作者的言论,便让人感到着实有点"无知者无畏"了。行文至此不妨作个假设,如果将这一论题交由历史学家去做,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模样。本栏所刊文章,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985工程"《西方宪政历程》(将由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课题组的部分成果,它们都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并努力展现史学宪政史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