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论与意识形态批判——一种批判解释学的视角

从批判解释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交往的一般规律,而且从交往的异化现象入手,深入地剖析了社会意识形态如何扭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指出迄今为止的人类交往并不是自由自在的,而是被扭曲了;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掩盖或粉饰了真正物质性交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交往理论的归宿。这种批判真正体现了批判解释学的精神。而哈贝马斯仅仅从语言本身来分析交往活动,将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寄希望于语言媒介,却偏离了他自己所主张的批判解释学精神。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实践理性脱离了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因素,致使个人和社会相分离,并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过于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整合问题上失去了作用,进而被思想家们所抛弃.而他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方案就是要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制定问题放在话语的交流过程中,用对话中的恰当理由来证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这种把理性的观念放在话语过程和理解过程中的思路,克服了实践理性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交往理性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不同意有些后现代哲学家颠覆理性的主张,而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重建理性以拯救理性。本文主要想对他所建构的交往理性的内涵做一分析。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与新媒体下意识形态建设

合理交往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消除社会弊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改进新媒体背景下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式,解决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有积极意义。合理的交往行为、主客体界限的超越、平等对话商谈、紧跟时代步伐的语言交往、知行合一和言行一致的追求、交往行为规范的建立等,都是新媒体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本文从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的角度,对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论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在批判的向度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以“科学技术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其次,在批判的旨趣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旨在走向“劳动”实践,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旨趣则是走向“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一般与个别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交往行动与目的行动、交往语言与独白语言作了厘清,阐述了<交往行动理论>构建出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其精髓.根据交往行动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     

从"认识兴趣"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规范基础的重建

规范基础的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讨论的中心论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缺乏明确的规范基础,他从准康德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三种认识的先验框架,但这一方案被认为是"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而后他放弃了对认识论基础重建的尝试,转向了普遍语用学,提出了以语言理解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以此为背景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试图把它作为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这一尝试既避开了指责,也摆脱了意识哲学范式的困境,为我们设计了一幅全世界公民共同交往的美好图景.     

高校改革中的沟通机制研究——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分析

在高校改革的过程中,沟通机制和沟通效果影响着改革的成效。以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作为工具来分析,目前正在进行的高校内部治理改革应当更注重沟通,以实现全体成员对改革目标的认同,从而产生和谐的集体行动。高校改革中的沟通应更注重畅通的信息交流、民主的参与过程以及有效的实践导向。通过健全多主体交互的沟通渠道、丰富沟通形式、改善沟通环境、建立沟通反馈机制,高校改革中的沟通机制将不断提升。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论哈贝马斯的“重建交往理性”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也是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入手,分析、探究了当代社会现代化病症及根源,提出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实现社会和谐,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重建交往理性"思想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交往中的共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考

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比较复杂的表现形式,它一旦形成,必然会对现实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达不到其推行主体预期效果的现象,甚至会出现“主流”与“流行”、“上层”与“民间”意识相冲突的现象。如何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我们除了要制定一些“技术性”的宣传和传播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形成和传播机制。由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呈现阶级性和特殊性等多种特征。在现代信息技术等因素的作用下,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各种挑战。因此,我们要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研究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交往中自觉构建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与集体理性——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意识形态

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其克服。在制度经济学看来,集体行动的促成有赖于共容利益与选择性激励,意识形态是促使人们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实现集体利益的工具,但对个人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意识形态的演进具有帕累托优化的性质。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修辞学意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开启了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对语言学研究有很大影响。研究发现:修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目的性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交往行动;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文化要素的分析揭示了文化语境对修辞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且修辞对文化发展同时存在推动作用和负作用;交往行动需要交往理性的规范,修辞活动也需要修辞理性的规范,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修辞活动;修辞能力的培养需要以交往能力的培养为基础,应该在语言技能、知识储备、修辞手段、劝说等方面做出努力。这些能为修辞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启示。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为理论依据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清晰地勾勒了不同现代性思想间的逻辑线索,展示出一幅现代性不断展开并逐渐陷入困境的图景。意识形态概念与现代世界和人类的现实历史命运相连,它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产生,其理论的每一次发展正契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是现代性政治的典型表现。面对意识形态政治,应分析其内在冲突及其原因,防止现代政治进程中理性的过度膨胀,或是对于理性的彻底不信任;应承袭施特劳斯所主张的、古典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审慎的精神气质和理论态度。     

律师会见权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律师会见权是辩护律师及被指控人沟通和辩护的一种诉讼权利。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首先,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从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的高度,它“继承和更新了文化传统”;其次,它主要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再次,它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并促成一种“交往理性”。     

试论近代以来上海都市中的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解读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与“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近代以来上海都市公共领域的产生及其市民的交往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对“交往理性”的现实性提出了质疑。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了交往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的推动力,是世界历史性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交往思想。就其深层话语而言,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立足实践,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交往理论对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交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与审美的意识形态重建——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

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批判,不仅要通过"历史的批判"来进行哲学重建,而且要通过"克服物化"的审美来进行文学重建.这一对历史与审美的意识形态重建,虽然带有纯思倾向而偏离了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毕竟表明面对世界展开理论思考的不可或缺.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示出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以后,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理论探讨的现实可能性及可行性.     

保罗·利科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视域看

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致力于对现象学与解释学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要认清现象学的主要缺陷以及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厘清以下三大理论脉络:(1)历史观和交往实践观在现象学与解释学中的不同地位,即解释学如何破坏了现象学的单一性主体幻想和先验的唯心主义;(2)非理性向度在现象学中的缺失以及融入了精神分析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以现象学方法为基础的解释学的全面可理解性;(3)现象学与解释学的理论亲和点。以此三大理论脉络为红线,利科对胡塞尔现象学的5个症结展开理论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