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谈) 论鲁迅“激进”

本文就当前有研究者指责鲁迅“激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认为“激进”究竟“进步”还是“不进步” ,要看它是否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 ,是否合乎历史前进的潮流。在中国现代的两个历史性时刻 ,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 ,以及上一世纪 2 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思潮中进行选择的时候 ,鲁迅的确都是“激进”的。但前一次适应了历史的要求 ;后一次左翼文艺运动路线有错误 ,鲁迅也有错误 ,然而他的一些重要思想 ,乃是当时革命文艺思潮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虚妄的圣殿坍塌之后--论鲁迅小说的女性"出走"

本文从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出走”现象切入,指出女性的“出走”在鲁迅笔下仅仅指向一种“虚妄”;同时通过对女性的社会历史地位、鲁迅个体生命与女性复杂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深层挖掘,探究了造成“虚妄”的原因,并指出鲁迅在社会责任与家庭角色、启蒙激情与传统因袭之间的重重矛盾,剖析了造成鲁迅在女性出路问题上产生深刻悖论的多重因素。同时探讨了鲁迅对女性的“悲观启蒙”之于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     

话语夹缝中的思与辨--略论"自由人"时期胡秋原的文艺理念

在文学理念上 ,胡秋原历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从原始史料出发 ,认真辨析其“文艺自由论”在理论指向性、文艺阶级性、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多个命题中的复杂内涵 ,可以发现胡秋原理论中鲜明的普列汉诺夫色彩 ,他与 2 0世纪 30年代真正自由主义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鲁迅对文艺唯心论的批判

在为革命文艺开拓道路的斗争中,鲁迅对形形色色的文艺唯心论,展开了非常深刻的批判。鲁迅这些科学的批判,对于我们从哲学上粉碎王张江姚阴谋文艺的理论基础,澄清“四人帮”在文艺理论上所制造的混乱,给予很大的启示。     

鲁迅论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本文从文艺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实践两方面论证了鲁迅对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的见地。文章指出,鲁迅提出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口号和“敢于如实描写”的写作方法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原则,是达到文艺真实性的基本方法,也是对自然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创作思想的批判;鲁迅主张积极的“写实主义”,他“理想的真实”观是反对艺术上的虚无主义、爬行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又和夸大到绝对化的超现实的理想不相容;鲁迅认为,任何作家和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只承认文艺的真实性,否认文艺的倾向性,或用文艺的真实性取代文艺的倾向性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文艺倾向性是由主观方面的政治或思想的观念、态度或评价和客观对象的政治或思想的本质、本性或属性两方面决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做到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尽可能完美的统一。     

论鲁迅"激进"

本文就当前有研究者指责鲁迅"激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激进"究竟"进步"还是"不进步",要看它是否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是否合乎历史前进的潮流.在中国现代的两个历史性时刻,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以及上一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思潮中进行选择的时候,鲁迅的确都是"激进"的.但前一次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后一次左翼文艺运动路线有错误,鲁迅也有错误,然而他的一些重要思想,乃是当时革命文艺思潮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胡风论鲁迅》序

大家都知道,胡风与鲁迅先生有着“平生风谊兼师友”的革命友谊。胡风早年就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受了很深的影响。特别在三十年代,胡风有幸工作在鲁迅先生身旁,并亲聆许多教诲。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著名口号就是通过胡风撰文传达出来的。胡风还曾为党和鲁迅先生之间的联系人。胡风在三十年代中期对鲁迅先生的战斗的支持、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论鲁迅关于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

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是发展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对于这个问题曾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见解,并以整理、继承文化遗产的可贵实践,为我们解决这一重要课题提供了值得记取与遵循的指针。一 对于既往文艺现象的认识与历史考察,鲁迅曾经总结出一个“史总须以时代为经”的规律,十分强调各种文学都应环境而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的各种条件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的演变,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社会     

"人口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的“发展人口文化事业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指示发表 1 0周年 ,繁荣人口文化、人口文艺研究 ,《学术研究》杂志社以发表萧君和教授的《关于人口文艺内涵的思考》为契机 ,发起“人口文化”学术研讨会。该会由广东省人口学会、《学术研究》杂志社、佛山科技学院文学与艺术学院主办 ;佛山市计生局、佛山科技学院文艺学重点学科组承办 ,于 2 0 0 3年 6月 2 1日到 2 2日在佛山科技学院召开。会议收到近 30篇论文以及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发来的贺电。主、承办单位、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来自本省十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     

唯物史观与文艺创作思想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于 2 0 0 3年 1 0月在丹东召开了主题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文艺的创新发展”的学术年会。其中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文艺”的话题引起了深刻的关注和多角度的探讨 ,既关涉到对当前文艺创作实践的评价 ,又蕴含诸多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认识文艺现象的正确观点 ,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其实际应用要符合文艺及审美的规律 ,需作具体的研究 ;对于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充分的说理加以澄明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两次转变论”的文本依据及其方法论意义——兼答王东教授等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两次转变论”解读模式有一个从提出到完善和进一步深化的过程。这一解读模式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三阶段说”。“两次转变论”的关键,是认为马克思1843年底思想转变后并未直接达到实践的(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中间存在一个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典型代表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阶段。马克思此时虽然在论域等方面超出了费尔巴哈,但在整个思维范式上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同时,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不是完全拒斥,其中也有肯定的成分,但这种肯定也是在费尔巴哈式的思维范式统摄之下的。必须强调的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发展转变过程的研究中,要注意避免六种倾向:即把猴体颠倒为人体的倾向;目的论、烛引式的倾向;用权威来解释权威的倾向;用文本来解释文本的倾向;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理论和实践、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相割裂的倾向等。     

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

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问题 ,自该学科于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命名以来一直存在歧见。把文艺美学作为美学或文艺学的下属分支学科 ,从所谓“一般美学”和“一般文艺学”的逻辑预设出发对文艺美学的定位、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简单逻辑推演和学术克隆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文艺美学是在美学与文艺学两大学科长时期的相互渗透、融合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新兴文艺研究学科。交叉性决定了文艺美学与某些传统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在对象、内容甚至体系架构上的某些一致性或重复性 ,同时也决定了这一新兴学科在学科生成和理论生长中的综合性。以学科交叉为基础 ,在研究对象、理论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走综合创新之路 ,将是文艺美学学科发展的契机和优势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传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论新批评的文学史观

长期以来,理论界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认为新批评仅擅长共时研究而欠缺历史观念,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新批评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专注于对诗进行细读;另一类以艾略特和韦勒克为代表,具有较明显的文学史意识。艾略特认为传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学史的评价标准是“外部权威”。韦勒克则主张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三者相结合。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理论也间接地涉及文学史问题。但新批评文学史模式在竭力维护文本中心论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殊为可惜。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之我见

文学作品中的议论应属广义的议论 ,与议论性文章中的狭义议论有着显著的区别。文学作品中运用议论这种表达方式 ,不仅要注意到这种区别 ,而且还要恰当把握发表议论的时机 ,以使文学作品中的议论真正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