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春秋》与《史记》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和影响着人们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孔子修《春秋》，是要借对春秋时期２４２年史事以“微言大义”，作是非褒贬，表达自己维护“周礼”的政治理想。司马迁著《史记》时，虽以“继《春秋》”自任，却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为对自己著史的要求。它们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成为以后近２０００年中国传统史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序

中国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这是中华民族的的骄傲；陕西是司马迁的故里，这更是陕西人民的光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三秦研究司马迁的学者们组织起来．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开展有计划的群体性研究．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先例。研究会成立后．研究工作迅速铺开，仅两年多的时间，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太史公曰”的抒情艺术

“太史公曰”是指司马迁《史记》各篇人物传记结末的评赞文字．先秦史家写史都没有这类文字，这种写史体例是太史公的独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般只能在写人叙事中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美学思想．司马迁为弥补其不足，在人物传记之后加上一段“太史公曰”，以此来直接地评判历史和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无拘无束地抒发自己的情志，驰骋自己的文思，展现自己的才华．·他对那些伟大、崇高、善良的人物，倾注自己无限的热爱与敬仰之情；从而表达对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的追求；对那些卑鄙、好邪、阴险…     

中国传统治道之源──对《论语》中政治管理思想的现代诠释

跨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政治管理模式的转变。奠定传统治道基础的《论语》，对中国政治管理模式影响至深。本文从现代政治管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尽管孔子治国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人治主义色彩，但其中仍不乏现代政治管理模式的生长点：其一是“德治”中蕴涵的人道管理观念；其二是“礼制”中包含的制度化权力机制；其三是“正名”中体现的合法性权威原理；其四是“中庸”里孕育的有限性政府行动原则。     

试论司马迁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本文分析论证了司马迁写《史记》的基本原则：一是司马迁坚持了“实录”与批判的精神；二是进行了实地的调查考核工作；三是写社会史十分注意思想流派的变化，四是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意把历史作为人们的一面镜子；五是特别称颂秦汉大一统事业，使历史著作能起到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的作用，六是在忠实记载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暴露了统治者的罪恶。     

也谈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根本原因。其主观意图主要并非在写书体例等技巧上以有所创新见长，也不是要以为农民起义领袖作传取胜。而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达自己的崇道立场和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区别于当时“儒术独尊”的社会潮流和以君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最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用人观。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有志者 事竟成——司马迁《报任安书》读后

在司马迁留给世人的巨著中，《报任安书》称得上是一篇精采之作。当任安被处极刑之前，司马迁怀着怨悱愤激之情，给他回了一封长信；意在说明自己“身残处秽”，对推贤进士、出面救援表示无能为力，实则阐述了自已对修身、奋志、荣辱、名节的根本态度。其情感之真切，语言之凝练，譬喻之精当，哲理之深刻，令人赞叹不已。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浅论李觏的赋

李觏的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他在赋中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备乱”，不可热衷于佛道，而应“以生人为意”。他的这一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起到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作用，也体现了他的写作宗旨——康国济民。他的赋不愧为“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之作。他的赋也有较强的艺术价值，铺叙细腻，气势壮阔；他在赋中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入的观察，理智的分析，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具有丰富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赋结构严谨，环环相扣，有着周密的逻辑推理，强有力的论据，使人无以置辩。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针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观点：一、“取与守不同术”是西汉经济思想不同于先秦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史记》汇集和总结了这一思想。二、司马迁既反对贵人贱利，也反对不讲礼义之分；本末思想的特点是赞成汉初自由经营工商业，反对官府垄断工商业的与民争利政策，而不是什么“重商”；其思想影响非儒非道，而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如何发展封建经济的角度上兼采了儒、道。三、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封建制生产关系下通过“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机制以发展封建经济实现富民。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论《老子》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皆欲以其学说影响于政治,而当时政治的集中表现就是“帝王治道”。在古代,“帝王治道”是一个治国理政的大概念,它可以包含很多内容,并非为孔儒一家学说所包揽,而需要诸子百家对之加以补充和丰富。《老子》一书是先秦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作,从思想的倾向性来说,《老子》的立场常常与儒家相对立。《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其反向思维恰恰可以弥补儒家的缺失和盲点。本文从“以道修身、以道治国、权谋思想”三方面论述《老子》一书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论司马迁的乐学思想

接受先秦乐学 ,司马迁明乐是将乐视为治道的途径的。礼与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 ,司马迁的乐学思想主要保存在《史记·礼书》和《乐书》之中 ,并且反映在他的诗乐观方面。乐为“德音”是讲乐化的力量 ,司马迁主张以德洽天是以《诗·颂》为最高准则的。就司马迁的乐学思想而言 ,虽主要是儒家的 ,即远绍孔子 ,中接孟子 ,近袭荀子 ,但又直承《礼》、《乐》的统绪     

试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为中国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刻苦攻读和实地调查 ,将先秦唯物主义思想、黄老之学、儒家思想以及楚、齐等区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奠定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风格典范。而他通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思想 ,不仅是这一风格典范的代表 ,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史记》思想体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