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意识”改造：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农民意识”是农业社会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家族本位是其根基。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经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但在社会转型期，在新旧思想交汇、碰撞中，农民依附与主体意识并存、传统与现代意识混杂、科学民主与迷信宗法意识交织在一起，其正直、诚实、善良、勤劳等美德，无形中被依附、顺从、自私的“农民意识”所吞没，他们开拓进取的活力仍然受到限制。因此，改造“农民意识”，无疑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乡村教育中农民投入的实证研究——湖北大别山宣村小学考察

20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村办小学的办学是由农民投入的。大别山宣村农民办学经过了3个阶段：小学下放大队办时期;“五七”教学网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在不同阶段,农民投入有不同的种类、方式,是农民办学时期农村基础教育的主要动力。农民办学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压力,促进了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但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加重了农村债务,亟待国家的重视和解决。     

改革开放30年山东省农民转移就业中的政府职能分析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建立一个“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其首要前提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先后进行多次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一直居于突出位置。在过去30年中,各级政府在山东省农民转移就业中的地位和推动作用日渐上升。但也仍然存在着盲区,本文从山东省的农民转移就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在山东省农民转移就业过程中发挥的职能以及针对职能失范与发挥不足的地方,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农民人身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

“农民”这一名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从这一解释中,看不出有任何的褒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并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有别于其他公民的群体予以划分。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存在着二元结构,社会成员不是依公民的身份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而是依市民与农民两种不同的身份有差别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这就导致了农民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漠视。高度关注农民这一权利主体,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亲身经历美国农民的生活方式

美国农民也种地,但他们是运用高科技种地,而且广泛收集信息适应市场,把种地当作人生的一大快乐。占美国人口不到2%的农民不仅养活了本国人,而且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业企业资产有9000亿美元,年产值高达1万亿美元,比中国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所谓“农民意识”在美国是没有的,因为农民并不代表落后。本文中我用亲身经历的一些农民典型向您介绍,介绍那些大家还不太了解的美国农民。     

从统计视角辨析“三农”问题中的农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如何定义农民,却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是从身份上还是从职业上来定义农民。从职业上看,有相当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中去了,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减少了,但他们的身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笔者认为,农民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农民并不一定就要经营土地。从身份上定义农民是比较合适的,我国仍有9亿多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应将农民工与乡镇企业职工考虑在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城镇人口而排除在外。     

当代小说视域中的农民身份问题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内涵在小说中的变化,充分展现了国家意志、现代化建设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关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小说对农民的阶级属性、集体身份进行了革命化叙述,强调了农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个体愿望;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在小说中的身份内涵发生了变化,国家的主体位置逐渐弱化,自身的价值诉求得到肯定与确认,但是农民身份的隐喻含义也得以细微展现;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变,农民及其衍生出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着严重的身份焦虑,这一点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农民而言,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亦或是留守乡村,“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都将缠绕着他们,并呈现出进一步模糊化的趋向。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及其农民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相比之下,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偏低。解决农民的贫弱,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党和政府历年工作的主题。在当前众多对农民生存境遇的探讨中,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贫困、能力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等入手,为我们更好地解读农民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更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问题的解决从提高农民可行能力方面着手,也才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边缘村”：农民的流动与分化－－对合肥市郊杏花乡李洼村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并且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的流动成为必然。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他们身处城市，但从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是农民。“城市中的农民”的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过渡性。本文通过对一个“边缘村”的形成及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研究，以进一步分析解释农村社会分化、农民流动的原因，并且也着重分析了其内部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社会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

人的意识的变化既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为的积极建构的过程,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特征。改革开放前,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的传统意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在小农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难以形成或被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农民的意识才真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农民意识呈现出"碎片化"。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加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     

农民合作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公司+农户”是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最主要的组织方式,对我国家庭经营基础之上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认为,要实现农业产业化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促进农民的联合和合作,提高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的组织程度,加快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把农民组织到合作中介组织中,与公司进行交易,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二是农民合作组织自身发展壮大为龙头企业,形成“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政府不仅要支持龙头企业,更要在合法性、资金融通和税收等方面支持农民的合作事业。     

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然而,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三农”问题在体制上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因此可以说,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很严重,还远未解决好;农民太多、太穷,农民分化不尽如人意;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继续深化改革,切实改变“二元”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束缚“三农”发展的体制性问题。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农民选择与农民认同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是伴随着教育空间上的重新分配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与秩序调和的过程.作为利益的主体之一,农民的决策特征与行为方式体现出他们在布局调整中利益的一致与矛盾.农民在布局调整中是否具备参与影响决策的权力,是否拥有选择的空间;农民在行为上的选择是否代表他们在主观上认同,这些选择与认同的多重维度反映了布局调整政策的文本价值、执行取向与执行状态.通过呈现我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背景:原因、动力与价值取向,试从农民这一利益主体出发,分析他们在布局调整中的立场﹑状况,以全面呈现布局调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平衡.     

新型农民培育机制研究——基于桂林地区农民培育状况的调查与实证分析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化解“三农”问题,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加强与改进农民培育进行了许多有力的探索,形成了很好的经验.本文通过对桂林农民培育状况的实地调查,表明新型农民培育中存在投入机制不合理、管理机制不科学、培育方式滞后、农民自身素质不高等问题.为此,应从投入机制、管理机制、培训机制、自我发展机制等方面入手,建立桂林新型农民培育新机制.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实质又是农民的权益问题 ;如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加快农民组织建设。农民组织在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日益发挥着显著影响 ,然而 ,农村自组织资源非常有限 ,农民组织能力也极端脆弱 ,农民组织发展有待政府的进一步扶强和放活。     

中国西部农民生活体验现状调查

生活体验是人文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立足于“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与对策研究”,对中国西部六个省市（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重庆、西藏）共计809名农民（务农394人、农民工415人）生活体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西部农民生活平淡无奇;农民工比务农更感生活百无聊赖,空虚乏味;女农民比男农民更感到生活单调;（4）在所有男农民中,男农民工生活压力更大,空虚感更强。而在所有女农民中,女农民工空虚感更强,生活压力更大。同时,针对调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边缘农民”生存状态的经济学分析

“边缘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颇为独特的社会阶层。其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社会阶层:(1)生存状态令人欣慰的“边缘农民A”;(2)生存状态令人揪心的“边缘农民B”。本文着重探究了“边缘农民”尤其是“边缘农民B”产生的社会机理,并依据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沐浴更多的社会公正之光这一宗旨,设计了相应的对策。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空巢村农民问题及新型农民培养路径 ——基于湖南省5县10村的实证研究

“空巢村”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如何让他们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通过对湖南省长沙县、邵东县、安化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和龙山县5县10村的调查研究,发现“空巢村”农民存在现代农业技术严重缺乏、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参与管理意识薄弱、经营意识不够、身心创伤加剧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新型农民的培养加以解决,具体路径包括：政府高度重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农民文化素质,重视农村文化教育;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建立村干部长效考核激励机制,激发村干部的工作激情;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大力实施培优工程;重调农村行政区划,推行“空巢村”村民移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