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法律思想论辩考评

人们往往认为,在古老的中国,重农抑商、反对商品经济的法律思想是亘古及今的文化传统。其实,先秦时期曾经有过相当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也有维护商品经济的法律和法律思想。到了汉代,又发生过维护商品经济的法律思想与摧残商品经济法律思想的论辩。论辩的结果促成了重农抑商思想的稳固,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通过《周礼》与《商君书》、《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对此略加考评。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民分业与唐代商人法律地位

唐代商人在等级上属于平民阶层,即法律上的“良人”。抑商政策对贬低商人地位有一定影响,但称商人为“贱类”是泛指商人相对于“士”这一贵族、官僚阶层之贵而为贱,并非以商人为唐律中的贱民。与同一等级的“农”、“工”相比较,商人富且贵。     

中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

中国奴隶社会时期推行过重视商业发展的政策，重农抑商思想是在进入封建社会后才逐渐形成的。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比较复杂，政治上存在过压制商人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禁止商人参政。经济上往往对商业采取鼓励和保护政策。     

从国会请愿运动看中国商人在宪政中的作用

清朝末年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但从这场运动中我们是可以分析出商人在中国宪政史上的作用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商人正在抛弃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商人浓重的时代责任感使他们肩负起政治活动的重担。从而使商人群体在中国宪政史上留下了绚烂多彩的一笔。     

进步与局限:晚清工商立法与民族商人的权利救济

晚清社会,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族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其自身的权利意识逐步形成并迅速高涨.晚清政府为了摆脱统治危机,开始提倡发展工商业,并实行了“恤商惠工”的政策,工商阶层也实际取得了和其他社会阶层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晚清工商立法运动期间,自身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成为民族工商群体的强烈诉求.晚清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各项工商法规,客观上改善了民族商人群体权利救济所处的窘境,具有历史进步性.但这种改善,由于受到统治者阶级立场和具体历史条件的束缚,又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商人论

<正> 商法从商人团体的自治法演变成为国家制定的《商法典》,充分显示了商人在人类历史上发展商品经济的特殊功勋和显赫地位。然而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文化影响下,商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贬义词,实际生活中人们鄙视商人的心理状态,不仅造成了理论上的种种谬误或偏差,而且极有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今天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关于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宏伟目标,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很有必要在我国为商人正名,而正名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抓紧建立商人法律制度。本文仅就此谈点浅见。     

无讼与中国法律文化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矛盾纠纷多发的当代社会转型期具有对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社会动荡和混乱进行校正与修复的功能;但无讼对个体权利的压抑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成为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市民社会,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等方式和途径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中国古代重刑轻民问题简论

通过对同一历史时期东西方所处地理位置、政治统治、经济特点、文化传统习惯之比较,认为：中国古代以农为主,重农抑商,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经济落后,是民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加之统治者在立法上重刑轻民,文化上独尊儒术,压抑了民众的民事权利,在法律适用上,封建的家族家规同国法并行,在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起到了替代民法的作用。     

我国西汉时期三大商业思想流派研究

商业思想就是指人们对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态度。封建地主阶级不愿看到商业的发展危及封建统治基础,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法家为代表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后起的秦国果断地抛弃传统的发展道路,以牺牲商人的利益为代价换来了封建统治的稳固和国家军...     

商法历史发展的中西比较研究

与中世纪西欧相比,由于古代中国较早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专制统治者们实行" 重农抑商"和垄断对外贸易的经济政策,工商业发展和商人们一开始便受到专制法制的制约,工商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因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欧的商人法,也不可能产生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资源的中国商事法。     

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商业是与人民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明代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朱元璋及其继承者固守抑商的国策 ,严禁去农从商 ,以商税来抑制商业发展 ,以节俭来抑制消费增长 ,限制对外贸易 ,商人社会地位低下 ,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其结果 ,不仅延缓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限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并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 ,致使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 ,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机遇 ,落在了先进国家的后边。     

论我国古代小说中商人形象的伦理色彩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创作原则;其二是中国古代长期的抑商政策和贱商观念;其三是中国古代的伦理型文化背景.     

先秦至隋唐河洛商人研究

先秦至隋唐时期河洛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首善地区之一,其商品经济颇具特色。而这一切则 完全得益于商业领域最活跃的因素──商人,是商人在封建时代特殊的抑商环境下,发展了该地区的商 业,繁荣了市场。先秦是河洛地区商人阶层形成和壮大的历史阶段,商人群体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日渐活 跃,经营的地域和商品种类不断扩大。汉唐时期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开始插足政治领域,而官员则 从事经商买卖,形成官商合一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减少了国家税收,干扰了国家政策的顺利贯彻执 行,加速了封建政权的腐朽化,使封建的商业经济沿着畸形化的道路发展。     

中国教育法律体系近代化轨迹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有很大差别,“学而优则仕”,“学”与“政”的高度统一,虽适应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的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自然科学内涵,加之后期科举考试制度设计渐趋程式化,对社会生产实践尤其是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贡献甚微.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伴随着西学东渐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产生了启蒙教育思想.在晚清,近代科技与教育甚至被统治者提高到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先锋地位.20世纪前后,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教育法律制度改革,引进西方教育法律制度,颁布学堂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规范近代学校教育.通过教育法律法规以国家干预的形式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     

律令制下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

受传统的封建"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十分低下。在政治方面,她们没有参加国家科举考试的权利和参与对国家管理的权利,甚至连最基本的接受国家学校教育的权利也没有;在经济方面,除寡妻妾外,她们没有土地的分配权,不是国家均田制上受田的民事法律主体,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其继承权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婚姻方面,她们不但没有自主决定婚姻的权利,甚至连离婚的自由也没有;在人身权方面,其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低下,每当遇到天灾人祸时,妇女这一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便首当其冲地遭到摧残。     

论儒家伦理对我国商业文化的影响

<正>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儒家“重义轻利”思想影响下,“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商品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胡平同志的观点则不然,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其中子贡即是集文人与商人于一身的代表。孔子的儒学是注重现实的,义利并重的,他讲的许多话是体现了商业文化的。”本文就儒家伦理思想对商业文化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叙一己见,就教于方家。     

重农与轻商的中西比较

重农轻商为同处农耕文明世界的早期中西产业思想共同的基调和取向。重农的合理性蕴含了轻商的合理性。可是,轻商的合理性在早期中西方之间呈现出重大分化。早期西方产业思想保持了一般轻商观的历史合理形态,在中国,一般轻商观却演化出极端的抑商主张并主导了秦以后的古代产业思想。抑商主张是否合理只能通过动态的比较研究给出判断。在思想史内来检讨,抑商主张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逸出经济思想的范畴将产业关系政治化。     

历朝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业的艰难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业被看做“末业”。由于利益的驱动,商人仍然能够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成功致富．仍然能够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了解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商业的艰难发展,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历史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