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的德性主体——钱穆人生价值论

本文从一、德行在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二、“德性我”的分析;三、艺术化的人生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新儒家钱穆的人生价值论进行了归纳和介绍。在钱穆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道德实践即德行,德与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立德”的途径应是提升人的生活境界,“德性我”的人生是充实并焕发出“光辉”;理想的生活就是“安乐”,是德性与自然的融合。作者认为,钱穆在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发煌的“德性主体”,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主体,它显示出了钱穆与其他新儒家的重要区别     

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史导论》的评述,揭示了钱穆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贡献:建立的一整套人文主义特色的文化观和方法论;从中国固有的地理及气候环境出发．探讨中国文化、文明起源的背景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突出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中的融和精神;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史比较方面,反对不加分析地把中国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一古一今之别,反对以西方文化模式剪裁中国文化,阐述出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和现实意义.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转型:文化变迁与文化重构——基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

以村落建筑与布局为核心的物质文化、以家族权威与伦理秩序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和以民风习俗、宗教信仰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共同构成乡村文化的有机统一,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乡村社会独特而丰富的乡村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作为乡村文化物质载体的村落大批消亡,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进入或消失、或共融、或变异的转型期。在此转型期,从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提出重构融汇传统与现代性的乡村文化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钱穆文化思想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绩赫然,誉满四海。在他一生浩瀚的著述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本文拟就钱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及其对中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构思等问题作一探讨。     

钱穆的"文化类型说"评析

钱穆从文化发生的源头、文化绵延展扩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特质、文化对待人生的态度,对世界文化的类型进行了考察,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精妙。钱穆的世界文化划分思想有其合理性和启示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及方法论之比较——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中心

梁启超、钱穆融贯中西史学,建构专门史观和方法论,尤对人物、文化专门史有系统深入的思索。他们都重视人和人的专史,而梁启超关注主要历史人物,强调合传及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钱穆注重衰世、乱世的人物,主张从人物无为中研究有为。他们都强调文化和文化史,而梁启超的文化概念狭义一些,主张用通史的方法,以“系”分门别类,从人的关系角度研究文化史;钱穆的文化概念则要广泛一点,认为文化研究要有大视野、大思路,运用比较的方法展开研究。     

钱穆文学批评观述略

钱穆以史学名家,他的文学批评多在史学语境中展开,突出表现于两方面,即一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二是以文学印证历史,阐发文学的“心史”意义。与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批评趋新思潮相左,钱穆操持的是两千多年大文化传统的典雅文学观。在他看来,文道合一即人生之文学,因为文学与学术相通,都是人生精神的展示,这既是他提供给我们的广义文学视域,又具“纯文学意态”的人生的文学观念。     

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新突破口

金融企业文化带给商业银行以有形和无形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效益,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法,而且是一种象征企业灵魂的价值导向,其核心是群体的"企业精神"。它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塑造我国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树立体现行业特色的商业银行经营理念,并在实践中从教育培训、制度安排等方面加强我国金融企业文化的建设。     

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钱穆论中国教育目的

钱穆认为,中国教育目的应该包括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却又彼此相通的层次。所谓做人,即做一个身心全面发展的人,而身心全面发展则以道德为核心与统帅。所谓做中国人,即我们应当具有“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之心理;换言之,作为国家一成员,我们应当具有“立国精神”;作为民族一分子,我们应当具有“民族精神”。所谓做世界人,第一,我们应当在不忘本我的前提下努力向其他民族学习;第二,我们在关心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关心其他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钱穆的上述思考,必将有助于当下中国教育目的之完善。     

论戴景贤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

戴景贤是钱穆去台湾后的第一个及门弟子。他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整体”的角度解读钱穆学术思想的学术特色 ,认为钱穆的学术既具有普遍性 ,又具有特殊性 ,既具有历史性 ,又具有时代性 ;二是从哲学的角度探求钱穆义理思想的根源 ,认为独特的儒学观是钱穆学术思想的核心。戴景贤的解读虽然不是全面的 ,但却是独特而深刻的。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钱穆与梁实秋关于中西文学比较的笔战

钱、梁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西语言文学孰优孰劣、中西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中西文学的雅俗演进分化、中西文学产生背景差异等方面。就语言文学的优劣而言,钱穆认为中国文字是优秀文字的代表,故中国文学亦是优秀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认为中西文字和文学不存在优劣之分,各有长短;从中西文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范畴来看,钱穆坚持中国文学着眼世界性后稍微兼顾地方性,而梁实秋则坚持西方文学更具世界性;就文学发展演化的雅俗路径来说,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雅化的文学、西方文学是俗化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论说中国文学也明显有俗化的一面,西方文学也多有雅化的情形;对于中西文学发生的背景问题,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生成于大环境,重视时间的绵延,西方文学则产生于小环境,更关注空间的散播,而梁实秋则认为西方文学也有生成于大环境,这并非中国文学的特例。从二人论争过程和结论来看,他们的观点各有合理性,亦各有片面性,但都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念与视角,值得当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梳理和汲取。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民本主义精神

中国文化本来就具有人文主义、民本主义精神,并不简单的等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民本主义,其特点是重道德,强调礼仪、人伦,在于重视民的基本生存之道,体现了一种民富则国富国强的意识.可以说是从物质和道德两个层面上谐调社会,在现实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