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方式 ,认为早期诗文具有某些共通之处 ,早期诗歌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 ,即《诗经》中的某些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 ,从而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 ;四言的诗化主要是通过建构一批典型的句式来完成的 ,而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言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 ,只要把这些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 ,即可构成楚辞句式 ,而四言的赋化趋势也与辞赋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雅乐对《诗经》文本形式的影响

《诗经》时代的歌诗应该是齐杂言并存的,整齐的四言诗不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今本《诗经》整齐的四言诗却占据着绝对优势,在《雅》、《颂》部分,这一特点尤为突出。《诗经》以四言为主、整齐形式的特点和其音乐风格的雅化有密切关系。     

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法结构与语言功能比较研究

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法结构与语言功能比较研究赵敏俐青岛大学文学院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四言诗和五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歌形式。在《诗经》时代，中国的诗歌体式基本是四言，到汉代以后则逐渐变成以五言为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四言和五言在诗体结构与语言表现功能上有...     

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

《离骚》和《九歌》虽然看似两种不同的句式类型, 但通过《离骚》几种基本句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包含三种基本节奏音组, 与《九歌》的基本节奏结构相同。楚辞以虚字作为句腰, 主要原因是为了改造从《诗经》延续下来的以单音节词前置的散文构句方式, 解决诵读节奏和词组自然顿逗不一致的问题。其三种节奏音组中的虚字大部分都不是为构成散文句的需要, 而是为诗歌节奏的需要而添加。以“兮”字连缀二言、三言等词组以加长句子的做法, 与虚字为句腰的节奏结构乃至语法意义都相同, 这种句式是在春秋战国以来韵语体普遍要求加长句式的趋势中出现的。屈原顺应当时语言的发展, 借鉴诗经体的节奏构成原理, 发现并提炼了以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来结构诗行的规律, 这是楚辞体继《诗经》四言体之后兴起的基本原因。     

浅谈《黍离》之蕴涵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艺术上它的风格朴素自然,大量而成功地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又兼多言。篇章结构上重章叠句,回环复沓。语汇丰富,韵律和谐。叙事、状物、绘人、写景、抒情、议论的技法,技巧,均已走向成熟。特别是《诗经》的思想艺术风格更为后世作家所称道。这里以《黍离》为例,谈一谈其诗的思想蕴涵。“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     

中国文学形式发展探究

中国文学发展源远流长,文学形式的演变也宛转曲折。本文只是循其发展的某些轨迹,对中国文学形式的产生、变异及发展特点、规律作一探究,以飨读者。 1、“楚辞”的特点是一种骚体形式,这一形式是屈原在学习民歌尤其是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诗体。 中国未有文字早有诗歌。古代先民传唱的浩繁诗歌集300余篇被收在《诗经》,这是中国文学的起点,也是中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诗经》的形式主要是四言形式,屈原打破了四言形式,代     

屈赋消极因素论

对于屈赋的积极因素,两千多年来不乏研究。但对于屈赋的消极因素,却缺乏深入的探讨。其实,只有分析了屈赋的消极因素,才能全面地深入地认识屈赋,才能透过文学现象去探讨文学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随着劳动诗歌向演唱与宗教祭祀诗歌的发展,《诗经》那种四言句式也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屈原在诗中所创立的以五、七言为主的句式,开创了一种诗歌形式的新纪元。但这种句式显示其长处时,不足之处也显示出来了。这个不足,主要表现为句式的不够规则与对汉字的音韵在诗句中的运用规津未能充分认识与运用。     

华美的綦组:论辞赋的句式

辞赋是亦诗亦文之体.它的句式是在吸取先秦诗骚艺术经验基础上,由一批天才赋家渐次创造出来的.其字数以四言、六言、三言为基干,形式以对偶为主而骈散结合,既有散文的灵动之气,更有诗歌的整齐之美,摇曳多姿,美不胜收.这种优美的句式不仅是辞赋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后世诗文有不少体式从辞赋中受到启发.     

《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

《楚辞》、《诗经》双宾式及其同义句式的用例比分别为8：17、62：16。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是《楚辞》双宾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诗歌整齐美＂、＂诗体体例＂是其同义句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四言体＂诗歌体例在《诗经》双宾语结构中起强势作用,在符合节律的条件下,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才在其双宾式中起作用。这种语用差异是由二者的文体特征决定的。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论诗经的艺术(下)

五、体裁、章法、韵律诗在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诗经》是我国早期的的诗集,在当时也不同于神话传说和记事、记言的散文。当时诗人,不论是集体或个人,表述思想,发抒感情,依照一定格律进行歌唱或写作,就形成诗歌形式。诗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就是说,诗之为物,初发于内心,而表现于音声,音声组织成章,是为音乐。诗乐在早期是不分的。音乐要有旋律,有节奏,有韵调,这就给诗以制约,形成了诗的形式特点,诗人作诗就得注意符合这些特点而加以美化。下面姑就《诗经》形式的三个方面,谈谈它的艺术。     

《诗经》情歌的形式美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篇作品。《诗经》中的情诗特别多，约占四分之一。可以说，《诗经》中的情诗，是我国爱情文学的源头；《诗经》时代，是我国情诗的黄金时代。《诗经》中的情诗，反映了恋爱自由和感情专一的思想，显示了中华民族健康的爱情况。今天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许许多多有益的启示。同时《诗经》中的情诗还提供了“赋、比、兴”等艺术方法，这些艺术方法对我们当代的爱情文学创作也具有借鉴作用。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论述《诗经》情歌在运用“赋、比、兴”等艺术方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美。一、“比”的…     

徐与乔《增订诗经辑评》考论

徐与乔的《增订诗经辑评》是清代《诗经》会评本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其评点杂采诸家,附以己意,而尤以钟惺《诗经评点》及戴君恩《读风臆评》为主.徐氏对"赋、比、兴"的独到解说有较高理论价值,对于《诗经》的艺术手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总结,应引起《诗经》研究者的注意.     

《诗经》读札（四）

《诗经》读札（四）陈柏华《召南·鹊巢》为新婚礼赞之诗。诗中“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兴中兼比，自《传》、《笺》以来皆以鹊巢鸠居况女居男至。然今人有以为“鸠不会作巢，常侵占鹊巢而居之。诗以鸠侵占鹊巢比喻新夫人夺去原配夫人的宫室”（见高亨《诗经令注》）．此...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诗经》中的“三颂”。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前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西周颂赞性铭文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诗经·曹风·下泉》诗旨探疑

历代对于《诗经·曹风·下泉》的诗旨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前人观点的梳理与分析,以诗中的“有王”“郇伯”为切入点,并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认为“有王”应理解为“朝聘于天子”,“郇伯”应指文王之子（或文王的后人）,而《下泉》为怀古伤今之作。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正解新探－兼评诗序与朱熹淫诗说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后世大儒及其从者皆以经学解读《诗经》,故有美刺之说、邪正之辨、主次之别。其实孔子是站在仁政的立场,以王道与人性的观点甄选和评价《诗经》的。     

宋代铭文的文体形态和文化蕴含

现存最早的铭文是商代的,镌刻在青铜器等器物上,文辞简朴。周代铭文出现四言韵语,篇幅有长达291字者。秦汉铭文刻石者大增,以四言韵语为主。汉末至六朝出现不刻于金石的铭文,文学性增强,用于私人生活的铭文增多。宋代铭文远多于前代之总和,用途广泛,文体形态多样,虽然仍以四言韵语和骚体为主,但各种语体都有,甚至有散体无韵者。仍然有刻于金石者,但多数都只是写在纸上的阅读文章。建筑物和日常文化用品是铭文写作最多见的题材。宋铭不是以颂德叙功为主,而是追求理趣,崇尚议论。不过不同身份的作者理趣有所不同,理学家一味说理,文士兼求美感,释子偏重禅悟。     

树木兴象的起源与社树崇拜

人类文化史已经证明,农耕出现之前,一般说来,人类艺术只描绘动物而不描绘植物。“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过渡——的象征”。这个著名的论断概括了人类艺术发展的重要事实。在人类进入以植物为艺术描绘对象的时代以后,人们最初描绘植物的动机绝不象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我国古代在诗歌中最初以“兴”的形式咏唱树木——这是艺术中描绘树木的最早的方式之一——就是如此。事实证明人们最初以树木为“他物”起兴,主要并不是出于单纯的艺术审美动机,而是有着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原因。我们研究树木兴象的起源就是要揭示这个原因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就现存的最古老的诗歌来看,以树木为“他物”起兴的诗,其“所咏之词”多是有关宗族乡里之思和福禄国祚观念的。前者如《诗经》中的《唐·有杕之杜》、《唐·杕杜》;后者如《周南·樛木》、《小雅·南山有台》。“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的这种广泛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它们之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楚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