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中古士族的演变轨迹,毛汉光先生通过对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十姓十三家士族的著房著支籍贯变迁的统计提出了"士族的中央化",但对于地望在两京一带的士族来讲,因为向两京的迁徙并不能完全通过籍贯的变迁体现出来,也就不能用"中央化"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概括。通过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不能在籍贯上体现出来,但部分成员的家族重心已经逐渐转移至洛阳,而家族重心依旧在关中的入京成员的生活重心也逐渐转移至京城。关中士族在向两京迁徙的过程中,与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士族一样最终都逐渐脱离乡里,成为以京城为主要生活空间的纯粹官僚,所不同的是进程的快慢和时间的早晚。所以,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没有以"中央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最终也没有避免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一蹶不振的命运。     

论北魏士族的门第等级——以释褐为中心的考察

阀阅流品乃中古士族制度的核心要义，家世背景是身份地位和权益分配的决定因素。经历士族化风潮洗礼的北魏深得其中精髓，它遵循从旧原则，以具有蓝本意义的晋品令为基准，综合统计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的官爵世资，均值一至三品者为膏腴，四至五品者为甲乙丙丁四姓。这两者的层级位差突出表现在乡品和起家官品方面，常制膏腴乡品一品，以五品官释褐；四姓乡品二品，以六品官释褐。这种新格局不仅造成士庶天隔，即便在士族阶层内部也出现分野。北魏秉承魏晋士族制旨趣，结合现实统治需要，形成唯门第是从的贵族体制，但它阻塞社会流动，造成身份凝固，势必让位于上下对流通畅、洋溢生机活力的庶民时代。     

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

以世家望族支持而建立的两晋政权 ,确立了两晋士族的政治地位 ,士族与皇族又结成政治姻亲。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利益冲突 ,最后使东晋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外戚是两晋士族中最为腐朽的势力     

唐代山东籍士族仕宦与地域分布——以两《唐书》为中心

受唐代不同时期政治局势、入仕途径及朝廷施政方针等因素的影响,山东籍士族在唐代的政治影响力也经历了从初唐相对沉寂,盛唐蓬勃发展,中唐稍有回落,晚唐短暂回光的变化。唐代山东籍官员及宰辅在地域分布上以沂州、贝州等地为主。有唐一代,山东籍士族在今山东地域始终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力。     

乾嘉学者的书法交游活动考察

清代乾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于治学之余,雅好翰墨,友朋之间多有书法交流,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北宋东京的社会变迁与士人交游——以宋徽宗时代为参照的考察

都市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形的空间、无形的制度与活动的市民伴生互动的过程。对于身在东京的士人而言,其活动的内容与方式难免要受到城市环境的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宋徽宗时代的东京开封,是历史上开封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在开封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市民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东京士人在夜晚的活动不再受限制,也能够更加自由地出入酒肆等商业娱乐消费场所。然而,与宋徽宗时代东京的市井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的士人交游圈没有了此前的热闹活跃,呈现出一派沉寂冷清的景象。之所以出现这一矛盾现象,既有徽宗时期人才匮乏的原因,也与当时的政治高压有关。     

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玡王氏为中心

士族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既要从宏观上考察,更要从微观上细究。从总体上来看,东晋,特别是南朝,侨姓士族的衰落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结果。然而士族内部的分化与瓦解也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士族内部的分化与瓦解是指士族各族之间,同族不同房支之间,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间升降互有不同,衰落也有早晚之异,不能以郡望统而论之。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南朝士人交游及其深层文化思考——以竟陵八友为中心

汉末以来交游之风兴盛不衰。南朝齐梁时期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士人交游,呈现出广泛性、开放性与复杂性等诸多特性。并且其交游大多为势交,这与当时浮竞的士风密切相关。     

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

军权是封建国家权力构成的支柱之一,西晋士族是西晋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士族对军权的分割、占有及军权变化过程反映了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士族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是西晋门阀政治定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它也为东晋典型门阀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晋加官制度之研究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侍中、散骑常侍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亦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西晋作家创作的选择倾向

西晋作家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了建安、正始文学对文学形式的探索。受士族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整体上具有选择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尚文辞、有意追求悲美风格、文学玄虚化状态呈现出普遍性三个方面,由于缺乏真情实感,造成文学情感表达的倒退,影响了西晋文学的整体风貌。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论西晋乐府歌诗政治及娱乐功用的增强

西晋乐府诗的功用性增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功用性增强,一方面娱乐功用性增强。其中,郊庙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创作数量增多,并成为当时主要的音乐类型,这类诗歌的创作者主要有傅玄、张华等几位朝廷重臣。西晋乐府诗的主要部分是配合雅乐和舞曲的政治赞美歌诗,这类诗歌的主要用于祭祀礼仪和日常娱乐观赏。     

从“二十四友”看西晋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

“二十四友”是西晋惠帝朝“暗主虐后”政治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是强权政治下士人攀附权贵的一个典型。他们是当时热衷政治的代表人物，又都能“著文章”。西晋一朝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在“二十四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西晋十六国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分布

氐人原散居于今甘肃陇南、天水,陕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带,在羌汉之间杂处。氐人的迁徙最早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期,此后持续不断,其迁徙地多为内地汉人居住地,故其汉化程度较其他民族高。至西晋十六国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动荡纷乱的形势,氐人因各种原因而迁徙更加频繁,致使其最终融入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中。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论西晋乐府诗中故事体歌诗表演方式对内容的影响

乐府诗音乐文学的特质决定了乐府诗研究需要音乐、文学两个层面的综合考察。故事体歌诗作为西晋乐府诗独特的一类,以演述故事的方式发展了乐府歌诗的表演艺术,而这些歌诗的表演又对歌诗内容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晋代表性的故事体歌诗有《艳歌行》、《秋胡行》、《秦女休行》、《惟汉行》等,从歌曲类型看,这些诗歌主要收录在《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歌诗的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影响到诗歌内容;可表演性为歌诗内容的简化提供了可能;女伎表演主体和观众喜好影响故事情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