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

基因伦理是一种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高技术伦理,具有技术革命与道德哲学革命的二重形态和二重本质。据此,基因伦理的文化反应,不应当局限于对基因技术的发展提出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学术任务是进行道德哲学革命的理论准备。应当用拓展了的发展伦理学的方法,而不是常规伦理学的方法进行基因伦理的研究。基因技术发展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它颠覆了“自然人—自然家庭”这个“文明时代”一切道德哲学的基础。现代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具有三种形式。在克隆人未成为文明主体的时期,未来道德哲学的形态,将是“自然人—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     

基因技术的趋向及道德哲学的反思——与樊浩教授商榷

基因技术、生物医学技术虽然会干预、介入人的生命体与生命活动,改变某种自然性状,但很难从根本上颠覆人和家庭的自然本质。传统道德哲学的基石是“自然人”和“自然家庭”,但自近代以来,道德哲学理论随着历史的变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以现代性的重大价值理念作为理论的奠基,而远离了自然人、自然家庭的起始点。基因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深层、宽广的社会背景,涉及科技与社会、科技与现代价值理念的关系等等更具挑战性的重大问题,而基因伦理学并不能解答这些深层而又复杂的问题。必须把基因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科技伦理学、发展伦理学等学科协同起来思考,进而在现代性理念的观照下进行道德哲学的深层反思。     

基因技术革命的伦理难题及其应对

生物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基因时代,基因技术的研制、开发与应用不仅是世界医学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的"道德哲学革命"。应对基因技术革命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文明忧患,需要以"发展伦理"的文化理念对之进行积极回应。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伦理觉悟之难,难在伦理是道义高地,是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面子,因而谁都想拔高自己的伦理信念;同时伦理也是制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检验某种伦理信念的真伪,因为真信念以规范的有效性证明自身之实存,而假信念仅仅是高喊的价值,不具有规范有效性。伦理学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实存之义,但“道”与“义”具有“存在论差异”,形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之义,才具有善恶之属性,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因而伦理学研究只有伴随着道义实存的历史谱系学考察,才能让人觉悟到伦理之为形而上学之道与作为实存之义相生相克的文明进程,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正是在道义实存的文明进程中,考察一种价值论思维的规范有效性路径,让道德哲学史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并成为一面镜子,既防止单纯主观思维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义思维因过度追求义之实,而让道义失去普遍性根据。     

善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追求

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的一般意义上,善与恶相对立,是伦理评价体系的最一般的范畴。“所谓价值判断是指对事物善或恶的判断”“肯定的价值的承担者,就是善。如果涉及的是否定的价值,那我们就称之为恶”。在日常生活中,对行为、观念的善恶评价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而这种评价又直接关系到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所以,“明善”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道德哲学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正如元伦理学创始人摩尔所言:“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善的?和什么是恶的?并且我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叫做伦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无论如何必须包括它”。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人的概念与普遍伦理

伦理学肩负一种人学使命 ,它以人的概念或人类统一性概念为最终根据 ,力图阐明一种完美的生活目的。伦理普遍性的寻求与人的自我认识的难题联结在一起。只有从人的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时代性内蕴着眼 ,才能清醒地辨识“普遍伦理”问题的真实意蕴。我们时代人的自我认识和普遍伦理追求取决于如何反省启蒙道德的遗产。当代伦理学必须从一种“超越启蒙心态”的意义上回到伦理学的人学使命。寻求普遍伦理就是要用平等对话、相互包容的道德印证取代自我独白、自以为是的道德证明。寻求普遍伦理是在“全球共同体”的“底线”上寻求为人 (类 )之“道”。这是 2 1世纪伦理学必须担负的“人学”使命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我对伦理学的学习与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 2 0年 ,是我们伟大祖国由乱变治、由穷变富并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 2 0年 ,也是我个人生活中化愚为哲、不断攀越的 2 0年。这 2 0年我追随时代的潮流一道前进 ,实现了由生产队长到大学生到大学教授、由本科生到硕士生到博士研究生、由乡村农民到伦理学学者的转变。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 ,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值得尽情讴歌的伟大时代 ,更感谢那些给我以诸多教诲、关心与扶持的师长与学友 ,是他们教我懂得了生活与伦理 ,并用心去追问伦理生活和伦理精神的真谛。“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毛泽东语 )。伦理学在当今世…     

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在道德哲学体系和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一个伦理一道德的悖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在道德哲学中,这一悖论已经概念地潜在,它以伦理的善与道德的善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中,这一悖论造成了20世纪严重的文明后果和灾难性的道德悲剧。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形成实体的“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实体向主体辩证转换的道德哲学实质,是扬弃实体或集体个人主义。     

黑格尔法哲学视域下的家庭伦理观及其现代启示

对黑格尔而言,伦理是人作为主体与现存世界相统一的理念,它作为法的伦理学区别于其他伦理学。家庭是最直接的伦理,它以两性结合为自然基础。家庭成立的标志是婚姻,人格的合一是爱的统一体建立的关键。成长中的家庭以夫妻和子女为成员,他们各具有特殊的伦理性格;夫妻之间、子女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不同的,它们形成三重层次的伦理关系。家庭作为独立的伦理实体具有特殊的伦理规定及规律,因而它既有别于家族又与国家社会生活相区分。黑格尔的理性家庭观对我们如何看待家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人对自然的“伦理性”关系

探讨人对自然的“伦理性”关系不同于探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这涉及到我们如何重新理解“自然”的观念 ,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把握这种“伦理性”关系。只有把自然理解为“活的”存在 ,依据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思想 ,在人的“超生命”的生命活动中才能生成和建构这种“伦理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人对自然的“生命价值”的创造 ,也是一种真实的人本主义的理论态度。     

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条件

对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研究面对的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实践活动,这一技术对目前存在的伦理学已经造成了整体性的冲击.局限于具体道德观点和伦理规范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技术目标与道德价值、技术后果与伦理规范,以及技术伦理的实践合理性等方面全面展开,建构出一个人类基因技术伦理研究的整体运思框架.     

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人类通往生态文明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觉悟

控制自然的观念源自培根世界观的影响,是文明发展进程中呈现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现象,它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性转换奠定了合理性基础和"道德神话".对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进行纠偏或矫正,是对人、理性和世界概念的质疑,最终是对现代文明发展方向进行的一种伦理掂量.控制自然还是遵循自然的问题关涉到一种更为深刻的伦理觉悟.罗尔斯顿关于遵循自然的意义分析包含着明显的道德哲学诉求.与"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及其解体相对应,"遵循自然"的道德哲学意义表明人、自然、世界和理性概念的重新奠基.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哲学转变是文明转变进程中的一种伦理觉悟.     

现代性的人的存在与道德存在——论阿格妮丝·赫勒《一般伦理学》

不同以往的道德哲学研究视域,赫勒将人的存在和道德存在置于现代性条件下,通过对现代性的人的存在状态的说明,进一步印证具有现代性的道德存在。现代性条件下的道德问题错综复杂,针对预设“好人存在,他们究竟何以可能的问题”,赫勒最终给予回应,即“正视道德本身”。《一般伦理学》以理性的方式呈现具有现代性的人的存在和道德存在,其理论的独创性深化了对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影响。     

道德的底限与普世伦理学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指出他的道德思想是对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继承,他提出的“道德低限”的主张是对维系人类存在的基本道德伦理的反思,表现了阿多诺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关切。第二部分结合阿多诺的道德思想分析我国学术界对普世伦理学的讨论,强调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去研究道德伦理,指出道德伦理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普世伦理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道德规范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儒学普世化:问题的由来、实质与研究路向

儒学普世化不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世伦理的一部分,而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普世化”不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普遍实用性,而是指实践理性意义上建构起具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向度的现代伦理学。而儒学要成为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现代伦理就需要跳出儒家伦理学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根除具有伪普遍性的伦理规范,真正从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存在出发,全面审视儒家伦理学。只有这样,儒学才能获得规范性和普遍性,真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实现儒学的复兴,实现儒学的普世化。     

建筑的伦理基础:一个现象学的考察

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之思蕴含了一种伦理学导向的建筑现象学的可能性,但是他的存在论基础妨碍了他伦理学本源之思。巴士拉提出的“好好存在”概念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补充。由此,可以重新发现海德格尔的“EsGibt”概念中所蕴含的伦理现象学义涵,以及在“止”和“让”的思想中所蕴含的对建筑现象学的伦理学奠基意义。     

冯友兰人生境界说的伦理学探析

着重从伦理学角度对冯友兰人生境界说进行分析,诸如合乎道德的“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道德的“道德境界”和超道德的“天地境界”,以揭示人生境界说所蕴含的丰富的伦理意义,人禽之别的根本——觉解;同时区分了道德行为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义利统一观,对道德修养借鉴作用以及天地境界对生态伦理的启示。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

通观《伦理与存在》可以看出，道德哲学主要关心道德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力图为人们提供何以要道德地存在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原则。这也就是今日西方美德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人为什么是道德的?     

从空间性阅读到“不仁”伦理学——《老子·五章》王弼注钱锺书说辨正

对《老子·五章》王弼注展开空间性阅读,可以看出钱锺书《管锥编》相关讨论于义未安。《老子》及王弼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仁”伦理学。在一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通过对通常意义上的“仁”的全然否定与断然拒绝(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绝仁)隐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仁”。大仁不仁,是以有仁。“不仁”伦理学由客体而观之,持一种“无偏私的目的论”;由主体而观之,持一种“无私心的目的论”;合而言之,持一种“无私的目的论”。“不仁”伦理学尊重个体的本真性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在二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由“天地不仁”推出“圣人不仁”,这种“法自然”的运思方式不仅没有陷入摩尔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而且也不宜视为一种谬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不妨视“不仁”伦理学为“做汉语言伦理学”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