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三农”思想论析

江泽民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明确提出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主要内涵,强调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适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命题.江泽民"三农"思想把对新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     

“三农”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难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国农民创造了许多奇迹.但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本文着重考察了"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解决"三农"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法宝——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几点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13年间,关于"三农"问题一系列丰富而又高屋见瓴的论述,形成了其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特别是对"三农"工作的思想基础、出发点、着力点、发展方略、保证措施等五个根本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总结,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于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邓小平"三农"思想

邓小平的"三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我国农村工作、解决农业问题,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特点极为鲜明,对我们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从九个方面梳理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丰富内容,继从四个方面揭示了其"三农"思想的鲜明特点,还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思想对解决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及历史启示

"三农"问题及其理论,是中国所特有的。其作为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既是突出的实践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在如何认识"三农"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解决农民问题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把农村、农业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结合起来;如何进行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和军队的建设;发展农业的步骤和方向等问题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这些基本理论观点,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社会的出发点;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突破口;也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具特色、最有创造性的思想。从这些基本理论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实事求是"是这些理论观点的思想基础;民主制度是对"三农"问题认识和决策的重要制度保障;尊重农民,保护农民的利益是形成正确的"三农"问题认识和决策的前提。这些经验和启示对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及启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和难题.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中国革命主力军、革命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道路、方向步骤,农村工业化,城乡协调发展,农民利益等一系列涉及"三农"问题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对策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党的十六大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而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作者在对目前中国农村城市化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后,大胆提出一些解决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具体方略.     

邓小平“三农”思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并对"三农"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重温邓小平同志的"三农"思想,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析毛泽东的“三农”问题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尽管这些理论仍有许多不完善、不科学的地方,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不少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矛盾冲突,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的"三农'问题思想确有许多独创之处,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其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三农”问题中政府角色的重新厘定

"三农"问题形势严峻,表现为经济贫穷、社会事业滞后,权益得不到保障等,这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也导致了效率损失.在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中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角色错位、政府管制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管制过度与管制失效并存、管制成本过高等因素是引发"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使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形成良性互动.     

“知·信·说”与“是”

认知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认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真”的问题。人的认知成果最终由语言来呈现,语言的基本单元是词,每个词都蕴含一个“是”,由是什么(词所指代的对象域)与何以是(该对象域确定为一类的标准)两方面构成。那么这个“是”如何而来?所知学认为一切由“知”而来,一切都是所知。认为“知”对于认知活动必不可少,但并非唯一来源。“信”与“说”有其自身不能等同于“知”的特点,与“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共同起着重要作用。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论"O"与"0"的起源、演变及功能

"O"与"0"是两个不同的数字符号.关于它们的起源与演变、功能与用途以及用法差异等学术界存在着分歧."O"是一种汉字,它的起源地在中国;"0"是印度数码,最先由印度人创造.虽然"O"与"0"在符号的创造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它们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数字符号,不能等同与混淆.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画眉"张敞

西汉名臣张敞,曾连任京兆尹九年。期间,先后发生过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他亲自为妻画眉,被人在汉宣帝面前告了状;一是他在待罪即将离职的五天时间内,逮捕处决了拒不执行工作命令的絮舜。但综观他的一生: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才识过人,他了解体恤民情,治郡严宽相辅而行,成绩斐然;特别是他系心国是,忠于职守,不计个人功名利禄,甚至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其忠诚、才识、业绩,在历史上都堪称第一流。只因曾为妻画眉,而与“飞将军”李广一样终身不得封侯。     

从“自欺”到“自抑”——《小城畸人》解读

运用存在主义的＂自欺＂和＂自由＂等理论,联系《小城畸人》中作者对于＂真理＂与＂畸人＂的态度,分析畸人形成的两个阶段：从＂自欺＂到＂自抑＂;通过俄亥俄州温士堡小城的象征意义和主人公乔治.威拉德的最后离去,指出乔治的离开预示了一个新的畸人的形成。该小说集所揭示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     

“三个代表”是真、善、美的统一——“三个代表”的历史哲学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统一起来,在历史观领域实现知、情、意,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三个代表"内蕴着真、善、美的内在要求,我党践行"三个代表"的行为本身也就是求真、求善、求美行为.在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三者的真正的统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哭、泣、啼、号”辨

"哭、泣、啼、号"是一组常见的同义词,但并非浑然无别,而是同中有异,古往今来都有人对他们进行过辨析,但众说纷纭,讫无确说。通过考察,可以认为"哭"是哭泣的通称,古今皆然;"泣"是多泪之哭,多指小声或无声流泪之哭;"啼"是大声之哭;"号"是声言交杂之哭。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