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实录与古文新变——以薛福成出使日记为中心

作为外交实录,薛福成《出使日记》乃有意立言之作。其翔实的西洋新知,应时之需,不仅扩大了晚清国人的文化视野,更有益于士林思想风尚的转换。而其自备一格的无意为文,乃古文之变风变雅,在延伸桐城古文清通之实用性的同时,由文道之变,更昭显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

兴学从教是桐城文派的独特文化符号。桐城文人流连书院,亲和学堂,在晚清文化教育转型初期,贡献卓著。但新学兴起后的大学教育,"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桐城家法与之格格不入;古文传授发生质变,古文失落不可避免。桐城派虽有"新"热情,但只具"旧"本领,因此,最终退居文化边缘。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东西文化交汇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东西文化交汇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张佩国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社会历史的进程均应看作文化演进过程。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这七十余年的历史也不妨作如是观。晚清时期，物器制造、体制演展、民众文化心理诸文化层面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动。晚清史学作为精神文化系统中的...     

晚清留学教育及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自1847年中国民间第一批学子留学美国到辛亥革命爆发，晚清知识界进行了一系列的留学教育活动，主要是洋务时期的官派欧美留学教育以及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留学潮。晚清的这两次留学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王闿运京师之行、交游雅集及著述考述

晚清名士王闿运曾先后四次至京城,其中两次在其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其他两次通过诗文集、年谱和他人日记可以考知。通过对王闿运四次京师之行、交游及宴集的考证和梳理,可以发现,每次北上的背景、缘由,在京师逗留期间的交游宴集对象及著述内容,都对王闿运的文学活动有一定作用和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京城"对晚清士人的向心力和文化意蕴。     

有备而不失其所守——论林纾之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乃主动的张扬,是对固有文化价值的认知及不遗余力的作为。面对晚清社会的欧风美雨,林纾对本国文化价值深信不疑,涵括儒家道统、伦常纲纪、君子人格、民本思想、国家思想及经世思想、推尊古文等。基于强烈的传统文化自信与坚守,林纾有深切的论述,亦有颇具个性的抉择。既有晚清民初酷烈的现实刺激,也有文化自身的传承性和稳定性的因素,同时亦受其时"中体西用"思想的浸润。探讨林纾的文化自信,旨在彰显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恒定价值,展现林纾自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贡献。     

桐城派古文主张对《天演论》译介的影响

作为晚清时期系统译介西方哲学著作的第一人,严复译介的著作备受关注。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其译作采用“桐城派古文”翻译的手法有简要的阐述,但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拟以《天演论》译本为例,论述桐城派古文主张在严复译介中的应用及具体的实施过程,揭示严复译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当今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