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

就“书写”本身而言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基本层面 :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方面 ,应当实现从“外在化”向“内在化”的转化 ;在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方面 ,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殊相与共相的联结。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意识可以概括为“双向互动 ,层级累进” ,即在“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以及“对中国哲学史具体内容的理解与确立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等构成“诠释圆环”的双方之间不断展开双回向的互诠互释、互融互汇 ,以使被不断书写的中国哲学史累积性地逐渐迈上新的层级。     

如乘槎以穷河源——《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读后

<正> 六十年代初期,在教育部主持下,为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并由任继愈同志担任主编,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几位哲学史工作者参加编写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该书旨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些基本知识,受体例及课时的限制,不允许对某一方面的问题多所发挥;同时,观点也力求稳妥,对学术界争论大的问题亦尽量避免采入。为了适应中国哲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应当写出一部能反映学术界目前认识水平,比二十年前出版的四卷本教科书更详尽、更完善的哲学史专著来。经过哲学史工作者的多年酝酿和深入探索,最近,由任继愈同志主编的(这一写作集体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有关同志组成,也有外地高等院校的同志参与某一专题的讨论和写作)七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的第一卷——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从古代“天人”范畴的发展看“对子结构”与“螺旋结构”的关系

近年来,不少哲学史工作者都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畴体系问题,在逻辑论述的方式上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才能真实地再现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众说不一。有的同志认为应采用“全部哲学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对子”结构,也有的同志认为应采用由多系列、多层次、多“圆圈”构成的“螺旋”结构。我们知道,逻辑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在思维中的再现,采用何种结构,必须根据对象本身的“历史”来决定。     

了解胡适与重写中国哲学学术史

哲学史以“哲学”为主语,是从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只有当“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研究哲学史才有可能.胡适提出的“明变”、“求因”、“评判”三项原则,并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模式,而是中国学者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中国式的见解,具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从高秀昌博士的研究谈起

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中国哲学史2005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西北政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协办,中国哲学史学会2005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6月4日至6日在西安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各高校、学术研究机构一百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此次会议的主题———“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这一颇具挑战性的题目,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在很多方面将中国哲学史研究推向前沿。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世界化问题的讨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教授认为,中国哲…     

哲学学研究的一项开创性工作——评任忱同志的《哲学学导论》

任忱同志撰写的《哲学学导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哲学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哲学,作为“使人聪明的学问”,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随着哲学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日益显著,对哲学自身的系统的认识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整体上对哲学自身的认识首先开始于哲学史。撇开所谓的“哲学史家的哲学史”不谈(它们只是哲学自我反思的一种必     

试探中国近代唯物主义的形态和特点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大抵经过三个阶段:开始人们认为中国近代没有象样的哲学家,因此,中国近代没有成体系的哲学,这种意见至今仍有少数人坚持;接着,有人认为中国近代也有哲学,不过其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一九八○年前后,有同志经过深入研究后,不仅指出中国近代有成体系的哲学,而且,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主流是进化唯物论。进化唯物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这个命题,是一个带有突破性的命题,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新飞跃。但这个问题要成为科学的理论形态,尚须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进行具体的、充分的论证。一九八二年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讨论会用了较多时间讨论这个课题。在讨论中肖万源、曾乐山、杨宪邦等同志,先后论证了进化唯物论。会后,肖万源和曾乐山同志进一步把他们的意见整理成文,今天我们发表在这里。肖万源同志不但根据自然科学和唯物论形态的辩证关系,论证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是进化唯物论,而且概括了进化唯物论的特点;曾乐山同志既具体论证了进化唯物论,又辩驳了一些流行性的误解。这两篇文章是几年来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们的发表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李振霞教授访谈录

“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强人” ,这是学界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领域专家李振霞教授的口碑。作为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 ,她学术成果丰硕 ,得到了同行专家、学者的敬重。三中全会以来已出版发表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和文章。作为女同志 ,她有着常人少有的胆识 ,很像鲁迅所讲的那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三中全会后 ,在有外国学者参加的全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上 ,她第一次提出 :“中国现代哲学史是急待开拓的新领域。”十多年前 ,她和北京的专家学者们发起、组织了国内第一个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在中央党校…     

论谭嗣同哲学的基本性质——兼与张立文同志商榷

谭嗣同是我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在目前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讨论中,不少同志主张谭嗣同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最近发表的张立文同志《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一文(见《江汉学报》一九六四年六月号)也正是表述了这种观点;但也有很多同志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我认为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是唯物主义的。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也就张立文同志的文章谈一些意见,以与张立文同志及其它同志商榷。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探究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既不在于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也不在于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哲学研究。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在国内哲学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是相当普遍的理论现象。造成这种理论现象的学理根源,一方面在于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上的,而未能转向“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视域：冯友兰的“二史”合论——兼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当下的若干困惑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代表作,是典型的“以西释中”的作品,哲学味道浓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我们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因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以中释中”更多的是勾起美好的回忆,无法指引中国哲学史学科未来的发展道路。“以西释中”尽管有缺失,但依然具有生命力。当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应该“海阔天空我自飞”,我们尽可以挥洒自己的笔墨,描绘出多彩的中国哲学史画面。     

中国哲学史:从胡适到冯友兰

1915年冯友兰到北大读书时,偌大中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只有一部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从名字上看,这本书视无所不包的“道术”为哲学,“六艺九流”无不入其范围,经学、史学、文学都是其研究对象。 这种哲学与非哲学问题混淆不分、哲学仍然是经学的附庸的见解,在当时北大的中国哲学门也大有人在。北大中国哲学门有三门主课,即中国哲学史、诸子学和宋学。当时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由陈汉章先生主讲,讲授时间为二年。他讲课的特点是旁征博引,漫无边际,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学生们听得没有耐心,便一起发问: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不料,这位陈先生的回答竟然是:“无所谓讲完     

对唯心主义哲学要作具体分析

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过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内著名的哲学家、哲学教学及研究工作者一百余人。这次座谈会,讨论了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对于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这次座谈会上的一些主要发言和重     

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本文从历史、历史哲学、编史学和哲学编史学等基本概念的疏理入手,结合以罗蒂为代表的欧美哲学界关于哲学编史学问题的讨论,认为哲学编史学的学术结构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史、哲学史的认识论研究及哲学史的编史方法研究,其问题域应包括哲学编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局部或具体问题。在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的关系之间应注意如何理解哲学和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观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等问题。     

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哲学史研究风格的塑造——读《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

最近的十多年是李维武教授哲学史研究的多产时期,其间有《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吕不韦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王充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与何萍合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专著问世,撰写了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学术月刊》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从哲学史观的探索到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破、哲学史研究风格的形成,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这部52万字的著作于2005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则可看成是他在哲学史研究方法探索、哲学史研究风格塑造方面的代表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