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与王学的衍化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嘉靖癸末(1523年)受业于王阳明,为王阳明及门高足。当王学风靡天下之际,四方问学于王阳明者甚众,常常先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王学大旨,故有教授师之称。中年以后,讲学于江、浙、闽等地。从哲学思想看,王畿虽亲炙王阳明,但并非仅仅拘守师门。王阳明揭橥致良知说,强调先天本体与后天之致的合一: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其形成不依赖于后天的工夫;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最初又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要使良知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则离不开主体的致知过程。在王门后学中,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的工夫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肯定后天致知过程的思想;与此相异,王畿则将良知视为现成本体,并由此提出了现成良知说。王畿对良知说的引伸和发挥,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而且在王学的衍化中有着引人瞩目的地位。     

王门后学致良知说的演进

王学以致良知说为其主干。王阳明在肯定良知天赋于主体的同时,又强调先天良知最初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只有通过后天的致知工夫,才能使之转化为自觉之知。致良知的这种二重性,导致了王门后学的分化。以王畿及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现成派,将注重之点集中于先天本体(良知),并由强调本体的见在性而表现出取消理性工     

邹东廓本体戒惧思想探析SSCI

邹东廓以戒惧工夫统摄格物、致知、静修、自然等其他工夫,以本体戒惧为致良知的基本方法,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发展为本体戒惧的学问。本体戒惧思想一方面强调"从心体上点检",保任良知本体不受外染;另一方面又强调良知本体存在于发用流行之中,应在人伦日用上作工夫。它主张工夫无分于动静,戒惧即是自然,突出了阳明学即本体即工夫的学术传统。在阳明逝后门人思想各出歧路的学术背景下,这种用功方法成为传承阳明思想精神的一条正途和救治阳明后学学术流弊的一剂良药。     

邹东廓本体戒惧思想探析

邹东廓以戒惧工夫统摄格物、致知、静修、自然等其他工夫,以本体戒惧为致良知的基本方法,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发展为本体戒惧的学问。本体戒惧思想一方面强调"从心体上点检",保任良知本体不受外染;另一方面又强调良知本体存在于发用流行之中,应在人伦日用上作工夫。它主张工夫无分于动静,戒惧即是自然,突出了阳明学即本体即工夫的学术传统。在阳明逝后门人思想各出歧路的学术背景下,这种用功方法成为传承阳明思想精神的一条正途和救治阳明后学学术流弊的一剂良药。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之探微

王阳明的良知是一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受宗密和会顿渐并崇尚先顿后渐工夫观的影响,王阳明兼容顿渐,故而他在天泉桥上肯定钱德洪的渐修渐悟,也认可王畿的顿悟顿修,但他最心仪的是先悟后修,以为良知本体之理可顿悟,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需渐修.王阳明认为重工夫的钱德洪只懂良知是一存在(价值)本体,不解良知的无滞境界;而已悟本体的王畿则欠缺悟后的工夫.他冀望二高足相资为用,圆融本体和工夫.     

王阳明哲学的历史地位

<正> 我们曾经说过,致良知由致知而来,没有《大学》的致知,没有程朱之鼓吹格物致知,不会有王阳明的致良知。但王阳明如果生于宋代,而欲继先圣之绝学,舍《四书》,无踪迹可寻。而《四书》中的《大学》、《中庸》,给他们以本体论及方法论,于是程朱在其中作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欲寻本体,必有寻找的法门,在《大学》中他们发现了格物致知一整套的认识论。但原来的《大学》眉目不清,于是他们加以改编,二     

王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王畿的学说可在王阳明那里找到其理论的原初形态,但他在本体论的建构之中过度诠释了良知作为本体的固有内涵,同时抽掉了良知作为先天道德本体的规定性,而将其还原为纯粹存在本身。他还消解了致良知作为道德实践系统的开展维度,从而体现了对王阳明学说的过度与片面的诠释。这种诠释虽不无创新之义,但对于王门后学的空疏放诞之弊,未能尽免其咎。     

王阳阴的本体功夫论与禅学

本体功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体系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王阳明吸纳了禅宗的思想并较为圆融的将其纳入到儒学体系之中。本文从致良知与四句教宗旨中的本体功夫论入手来探讨王阳明是如何通过援佛入儒来建构其本体功夫学说的。     

王阳明的本体功夫论与禅学

本体功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体系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王阳明吸纳了禅宗的思想并较为圆融的将其纳入到儒学体系之中。本文从致良知与四句教宗旨中的本体功夫论入手来探讨王阳明是如何通过援佛入儒来建构其本体功夫学说的。     

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一个世界”的共通性

在王弼贵无论中 ,无是本体之义 ,贵无具体表现为以无为本的命题形式。贵无是为了全有 ,与体用一源的思路相应 ,王弼将本体与现象统一起来 ,引导人们在现时功用中把握无限本体。阳明心学的立论核心为致良知。良知是本体的先天之知 ,致良知是后天的功夫过程 ,王阳明认为本体和功夫是合一的 ,本体只有在功夫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一个世界”的根本特征。     

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及其评介

王畿(1497—1582)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并在王阳明死后成为阳明学派的宗主,名重一时。王畿生性高妙,资性圆通,不拘泥于师门定说,综合儒、释、道三家特别是禅宗的思想,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发挥,提出了肯定人类自然本性而轻忽道德修养工夫的现成良知说和先天正心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良知分体用与性命要兼修——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的良知本体工夫论

刘邦采是江右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运用比较观照的方法,通过先师王阳明的思想来透视弟子刘邦采的思想。可见刘邦采的“良知无见成”“良知分体用”的良知本体论与“性命兼修”“致虚致实”的良知工夫论虽从阳明学中可以引出,但实有别开新路的趋向。刘邦采渐离阳明之学别开新路的趋向有二：一是“良知无见成”与“良知分体用”偏离阳明“良知当下具足”与“良知只是一个”的良知本体论;二是‘复真阳”的“良知回归路’’与“性命兼修、立体致用”的“两种工夫”偏离阳明“致良知”的“良知扩充路”与“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一个工夫”。刘邦采考察了德性的内在根据和修养的现实工夫,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支援意识。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说与儒家时间意识的突破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良知不是超越时间的本体,而是有时间性的。良知典型地表现为道德意识对凡俗的私意计度的时间意识的斩断;“良知见在”不是理论陈述,而是实践的指点,也即让学生专注于当下的、非功利的道德实践,放下对过去与未来的执着与算计。“见在”在阳明用语中大多数应当理解为“尚存”,“良知见在”即“良知尚存”,虽不完满,但蕴含着缺而待圆的动势。此语警策人们:当下一念良知醒觉就该行动,沉浸在非功利的时间体验中从事道德实践。阳明论“良知见在”时还说“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可见它与意念管理有关,钱德洪、邹守益、孙应奎与王畿等阳明后学都点出了这种关联。在时间体验上,道家与佛教对儒家构成了挑战:庄子有“无古无今”、郭象有“忘先后之所接”、禅宗有“前后际断”和“无念”。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心学的多重向度及其理论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多重方面:在形而上之维,心学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其中蕴含通过人自身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以形成意义世界的理论取向。这一进路既不同于对超验存在的思辨观照,也有别于对外在世界的抽象构造,其主要特点在于联系人自身的存在以理解现实世界。心学的视域不仅体现于心与物之关系,而且展开于本体与工夫之辩。一方面,本体从本然走向明觉,离不开后天的工夫,另一方面,工夫不能从无开始,其展开过程需要从内在根据出发,后者即表现为本体。和本体与工夫的讨论相联系的,是王阳明对"事"的注重。从总的方面看,王阳明对"事"的理解包含二重性:一方面,他表现出以心说"事"的趋向,另一方面,他又将"事"看作是人的现实活动,并以参与多样之"事"为成就自我的前提。王阳明所理解的自我,不同于封闭的存在,而是承担着社会责任并具有开放性,与之相关,王阳明提出了"万物一体"说,其中包含"仁道高于权利"以及人性平等的观念,后者构成了对正义作扩展性理解的前提。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试论王阳明的“心即理”说

对于王阳明的哲学体系,明末学者黄宗羲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也。”对这一评述,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但集中概括了王阳明学说的基本内容,则是大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