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的提供模式及政府管制的效率比较

随着技术水平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力量不断进入到公共物品的提供领域,然而由于公共物品对于社会公平、公正带来的重要影响,政府会对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时进行有效管制,而最主要的管制模式就是进行价格管理。文章利用Wickstro¨m(2001)的模型,分析了政府在对市场提供公共物品进行管制时的效率问题,指出在成本信息不对称时政府管制的效率可能很低,反而给社会福利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同时企业利润也受到影响。     

美国政府管制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制度演变——从总统行政命令到国会立法

美国政府管制凸现出行政权扩大和管制型国家兴起的发展趋势。行政机构拥有半立法、半行政和半司法的管制制度,已经改变了“三权分立”原有的内涵:总统的行政命令成为行政机构制定规章条例的指导大纲;行政机构的规章条例又渗透到市场的各个角落;国会通过立法制约规章条例的泛化;司法审查考虑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减少了对行政命令和规章条例违宪的宣告。政府最终从法律程序上改变了传统的命令与控制的管制方法,建立了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市场管制制度。     

美国政府对企业之管制政策

美国政府对企业之管制政策周育仁作者是台湾中兴大学公共行政系副教授，最近在《美国月刊》（台）１９９４年第９期上发表文章认为，虽然美国是一个强调自由市场与竞争的国家，其政府对企业之管制政策却有与日俱增之趋势。在６０年代以前，美国政府所着重的是经济性管制；...     

“三农”问题中政府角色的重新厘定

"三农"问题形势严峻,表现为经济贫穷、社会事业滞后,权益得不到保障等,这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也导致了效率损失.在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中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角色错位、政府管制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管制过度与管制失效并存、管制成本过高等因素是引发"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使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形成良性互动.     

基于矿业安全的矿权配置与管制政策

矿产资源品的开发利用需兼顾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两类目标的均衡,这是保障矿业安全而进行政府管制的价值基础,矿业安全的管制研究即是以此为基础,利用管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划分矿业管制与市场机制的边界,为矿业安全和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矿业市场的治理应从"控制式的行政管制"向"协作式的市场规制"转型,充分发挥政府规制、自由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构建三者协作共管的"三维一体"均衡管制机制。矿业安全管制的有效边界应通过对矿业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与风险控制分析的方法加以解决,以实现矿业管制过程中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     

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与政府治理转型

独立管制机构勃兴于各国政府进行大规模"去管制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时代,私有化后的公共设施、政府内部的其他行政机构以及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公民社会组织都成为独立管制机构在新的历史时期施加影响力的对象。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标志着传统的"福利国家"被一个以管制为主要内容、结构上更为碎化的"管制国家"所取代,不过这种组织的激增也给政府带来了各种"代理成本"。独立管制机构对我国的事业单位改制以及若干政策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政府管制的外部性分析

政府管制是政府组织提供的一种公共商品,因此政府管制对企业具有外部性影响。而政府对企业管制的终极目标是模拟完全竞争,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意义的管制均衡,本文就是想从企业外部性角度分析政府管制的边界,从而寻求消除政府管制负的外部性,以建立良好的政府管制体系。     

我国公共定价管制研究——以输配电价管制为例

尽管公共定价不涉及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调控,但科学管制公共定价同样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公平以及财政收支规模等重要问题,因此对公共定价管制进行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公共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以输配电价管制为例对我国公共定价管制进行研究,尝试为政府管制放松浪潮背景下我国公共定价管制机制改革提出可行的改革思路、路径及政策建议。     

生产安全的政府管制问题研究——以我国煤矿企业生产安全的政府管制为例

作为一种社会性管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管制的方式、手段、程序、范围和内容等方面应有所不同。建立适合我国的政府管制制度应着力解决基本问题。在煤矿企业,要促使产业升级,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实用和可操作性的管制立法;加大市场准入管制,遏制乱开乱采;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作为政府管制的主要任务;建立规范的制度环境,从降低政府管制成本,提高管制效率入手进行改革。     

深化我国政府管制改革问题初探

我国现有的政府管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很不适应.良好的政府管制必须坚持公共利益、独立、开放、有效、法治、简明等标准.我国目前的政府管制从内容和定位上看,管制内容过多、过滥与"越位、错位、缺位"并存;从管制的过程看,我国的管制无论从规则的制定还是执行上,既不透明也缺乏民主,更谈不上科学和规范;从管制的效果看,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存在较严重的"失灵".构建我国新型的政府管制体制必须从完善管制法规和制度、放松管制、强化监督、培育和完善市场主体等方面深化改革.     

美国儿童电视规制的历史演变探析

美国儿童电视规制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8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建构规制、放松规制、重构规制三个特征显著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演变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主义相互较量的产物,是美国不完整的政府和不完整的市场相互博弈的产物,是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相互角力的产物。美国儿童电视规制中的很多制度设计和价值取向看上去很美,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并不尽如人意。历史地看,如果美国电视的商业体制没有改变,那么其儿童电视节目中的各类低俗和商业内容就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善。就此而言,美国儿童电视规制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主流范式的危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整

在我国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中对食品安全治理形成了以“改善政府监管”为路径依赖的主流范式。这种范式是以管制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伴随着西方芝加哥学派的勃兴,管制经济学理论自二十世纪后半叶遭到了重大批判,以此为基石构建的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主流范式也面临着政府替代还是市场修正、公共利益还是部门利益、政府万能还是政府有限的逻辑性、主导性、主体性危机。应当以管制为逻辑起点,以信誉机制为先导,以不完备法律理论下剩余立法权与执法权的优化分配为启迪,在食品安全中构建市场先行,辅之以政府、第三部门、法庭与私人多元参与的合作化治理模式。     

1947～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剖析

通过对大量材料所组成的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 ,认为 1 947— 1 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要在如何对待蒋介石政权、如何对待呼之欲出的新政权、实行什么样的对台政策等方面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并不取决于美国某一位对华政策的制订者与国民党政府的私人恩怨 ,而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是否最大限度的符合美国利益     

试论地方政府能力的内涵、结构及其特征

一个政府想要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仅要有＂德＂,更要有＂才＂,这种＂才＂就是政府能力。在政府失灵的困扰下,政府能力问题在20世纪后期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它是指政府在管理自身和治理社会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和力量。对这一话题,我国学者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仍有不少的空白。地方政府能力研究是政府能力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梳理学者们关于政府能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能力的内涵、结构和特征进行专门的探讨,以期为地方政府能力的研究、评估和提升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上级政府激励与同级政府竞争——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的实践逻辑

本文以豫北梨镇的河道专项治理的行动事件为分析文本,将河道治理作为一个"事件",放置于动态化的运动式治理"过程"平台之上,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在环境保护被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尽管环境治理能够被列入市级政府的年度规划中,但是在政府的治理注意力分配不均及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常规环保治理的绩效有限,导致多年来难以彻底解决河滩违建养殖问题。在中央政府"清四乱"环保政策的指导下,市政府把财政资金向乡镇政府河道治理倾斜,乡镇政府则通过河道专项治理的方式成功完成治理任务,顺势转型为新型常规河道治理,有效地维持了河道专项治理的绩效。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行政性政治激励、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纾解、基层政府的行政注意力分配、基层政府间的横向竞争等等,是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大获成功的实践逻辑。基层政府的专项治理能够获得成功,需要上述条件的完备。     

论政府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该“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对清理后保留的职权“应该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中存在“权力”归属判断失当、“权力”范围过度扩张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偏离等问题。权力清单的法律边界包括形式上权力依据的有效性与实质上权力转化的合理性两个层面,通过运用合法性控制手段保证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标准相互统一,有利于实现权力清单的规则之治。权力清单基准法是权力清单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权力清单编制包括清单基准法清理与权力分类合成两个阶段,只有完成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才能依据权力清单基准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分类、汇集与合法性审查。建议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四个层次构建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间接实现对政府编制权力清单的立法规制。     

美国联邦政府绩效立法演变分析:从GPRA到GPRAMA

1993年,美国率先颁布《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了联邦政府绩效管理的相关活动.该法案于2010年进行修订,并颁布了与之相对应的《政府绩效与结果修正法案》(GPRAMA).通过对1993年的GPRA与2010年的GPRAMA进行背景与内容比较,剖析了美国联邦政府绩效立法的基本逻辑,认为进行绩效立法是保障美国联邦政府绩效管理持续推进的重要基础.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绩效管理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核心内容,为我国加快推进政府绩效立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保险诈骗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建议

保险诈骗罪完全有可能由一般人实施,由一般人实施与法定的三种人实施,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和客体上并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别。因此,对本罪主体作特殊限制完全没有必要。鉴于保险诈骗罪的情况十分复杂,法定的犯罪情形不能包容许多常见的、严重的保险犯罪行为,笔建议在保险诈骗罪中增设一项概括性的规定：“其他利用保险合同关系诈骗保险金的行为。”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2项表述上存在立法技术上的欠缺。笔认为解决保险诈骗罪着手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废除刑法第198条第二款的规定。     

论运用WTO规则解决美欧对华纺织品贸易摩擦

美欧联手对华纺织品设立贸易限制的依据是《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的第242条款,而以此设限缺乏法律根据。必须依法应对美国的“特保”限制,美欧设限损害了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和W TO的信誉度。为解决与美欧的贸易摩擦,中国主动提高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政府实施“主动配额”的斡旋方式,对纺织品实施临时出口许可管理。中国纺织品服装企业必须正确应对国际竞争中的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