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稳定性——法治理论预设前提分析

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具有不稳定性，但是不管人治或者法治，其作用都依靠人的运作才能实行。因此有必要从政治理论建构的预设前提分析其合理性基础，从而揭示出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具有不稳定性的内在机理。     

论法治的稳定性——法治理论预设前提分析

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不具有稳定性,但是不管人治或者法治,其作用都依靠人的运作才能实行。人治与法治的运作者是人,治理对象也是人,何以一种方法不具有稳定性,而另一种方法具有稳定性呢?本文试图从政治理论建构的预设前提分析其合理性基础,从而揭示出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不具稳定性性的内在机理。      

论法治的条件——从古今中国法律环境的比较探讨法治社会

法治是一种比人治更好的治国方略,法治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思想等外部条件和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意识等内部条件的综合产物.我国古代及解放初,盛行人治而未形成法治社会,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具备法治的内外条件.如今我国正在向法治化道路迈进,但法治化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认识法治社会的内外条件,致力于法治社会内外条件的建设,对构建法治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论法治的条件——从古今中国法律环境的比较探讨法治社会

法治是一种比人治更好的治国方略,法治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思想等外部条件和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意识等内部条件的综合产物。我国古代及解放初,盛行人治而未形成法治社会,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具备法治的内外条件。如今我国正在向法治化道路迈进,但法治化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认识法治社会的内外条件,致力于法治社会内外条件的建设,对构建法治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人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

从人治与法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了人治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     

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人治的环境中诞生 ,又在与人治的艰苦抗争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伴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逐渐积累了最终取代人治的条件。然而 ,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毕竟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不会一蹴而就。或许 ,理论上的成熟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法治社会     

人类法治理论的由来与发展简论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在我国最早系统阐释人治思想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法治理论应分为中国古代法治、西方古代法治和现代法治。中国古代法制的基础是专制法治 ,而现代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     

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正确认识法治中党的领导作用

法治就是运用法、法律制度这样的实体工具,来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的原则。纵观历史,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在西方国家中,古希腊就有法治与人洽之争。亚里斯多德主张法治,认为不凭感情用事的统治者比凭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相反,柏拉图主张人治,在他的对话集中指出,除非哲学家充任国王,国家就永远不会摆脱灾难而得到安宁。中国古代也有法治与人治之争,但都以人治主义为前提,所不同的只是是否重视法的作用而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6年完成的伟著《政治学》中完整的阐释了实现法治的具体路径,他强调依法治国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提倡法律的神圣权威以及法治优于人治的社会观念对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亚氏法治思想体系的解读,认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培育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良法的确立也必须是在本土资源自然演进的基础上实现的.     

法治与和谐社会初探

法治取代人治是历史的进步,法治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存在最低限度的利益竞争。人治并不排斥法律,而是把暴力作为解决利益冲突的最后手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法治维系社会秩序、保障人权和维护正义。     

法治自身的困惑及法治精神悖论

法治作为人治的对立物 ,确实有根治人治种种弊端的良效 ,但是我们却不应沉迷其中 ,进而将其夸大 ,忽略了法治本身的弊病。与此同时 ,还不应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现有的法治概念、理论及其建构的设想都完全来自于西方 ,是一个纯西化的概念 ,在引入我国的时候没有被“消化吸收”。因此 ,这个纯粹的外来者能否适应我们的文化、社会环境并发挥其“神奇”的作用呢 ?值得怀疑和探讨。     

政治文明逐步实现的历程：新中国法治的成长

法治与政治文明相共生,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外在标志,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尺度,是政治文明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其治国方略、执政方式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成长着的中国法治标识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程:人治主政,蔑视法治,政治文明之路山重水复;健全法制,厉行法治,政治文明之路柳暗花明;法律至上,民主彰显,政治文明之路漫漫而修远。     

乡土社会及其法治现代化之路

乡土社会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中西法律文化矛盾冲突最为剧烈的地带.从乡土社会法治实践经验看,中国社会法治之路必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从根本上摒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素,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文化;另一方面,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利基础,建设合乎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论法治与积极人治的统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还不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正、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的唯一方式。通过对积极人治与消极人治的分析,认为法治应与积极人治结合使用,探讨了积极人治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以法治国家为目标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突破 ,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明确了方向。法治区别于法制 ,在其内容、功能、实现条件等方面较法制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法治国家的建设是适应一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其形成和实现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特色。确立法治国家目标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础上 ,为根本解决社会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过程中 ,从人治走向法治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要发掘和利用人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 ,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始终必须处理好推进法治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要处理好法制的统一性和法律实施多样性的关系 ,处理好学习、借鉴外国法治经验和坚持我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关系。     

法律教育与法治观念

以普及法律知识为主的传统教育已不适合时代需要,现代法律教育应以培养人们的法治观念为重点;培养法治观念的核心问题是对法律的信仰,最大障碍是人治观念的影响。确立法治观念必须破除人治观念,破除人治观念的有效手段是建立时法律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