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由宪法至上看宪法诉讼

宪法至上是宪政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要保证宪法至上的权威,就必须保证宪法的司法效力。为此,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使宪法规则成为真正的法律规则,使宪法规则和其他的法律规则一样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使宪法具有可诉性。通过宪法诉讼制度解决因宪法实施而引起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争议。     

东方人"厌讼"吗?--对当代中国、日本低诉讼率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法律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东方人具有"厌讼"的传统心理,并以为现今东方国家(中国、日本等)表现出的低诉讼率应主要归结于此.本文指出,对诉讼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应兼顾文化和制度结构两个方面,造成东方国家低诉讼率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东方人的"厌讼",而在于制度、社会机制的障碍,如诉讼在整个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中所处的地位不高,法官、律师人数不足造成的诉讼迟延、公众难以形成诉讼动机等;诉论率是一个中立的指标,不应作为公众法意识、权利意识现代化的标尺;等等.     

论代表人诉讼中诉讼代表人的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借鉴了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和英美的集团诉讼的基础上,从国情出发,创立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从而使人民法院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时有了法律依据和行为规范。但现行立法对诉讼代表人诉讼权利的规定,给审判实践带来诸多不便。本文就诉讼代表人的诉讼权利问题进行探讨。 　　一、诉讼代表人诉讼权利的性质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种类型的代表人诉讼,即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无论那种类型,其基本特点都是将共同诉讼制度与代理诉讼制度相结合,不由众多当事人亲自参加诉讼,而由代表人进行诉讼,…     

我国设立非婚同居法的社会基础及制度构想

非婚同居是人们自主选择的一种"家庭"生活方式.和谐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客观上要求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但由非婚同居引发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法律应当既肯定当事人选择非婚同居生活方式的自由,又防范它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建议设立专门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以期及时预防和处理非婚同居引发的纠纷,保护当事人及其子女的权益,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诉讼实施权配置问题研究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群体性纠纷可以通过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和公益诉讼机制得到解决,但共同诉讼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功能十分有限,代表人诉讼的适用效果欠佳,公益诉讼只能在群体性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竞合的范围内有限度地解决部分群体性纠纷。群体性纠纷涉及多数人利益,为了合理利用司法审判资源、提高纠纷解决实效、保障公民裁判请求权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在实体权利主体严重缺乏诉讼动力和诉讼能力,非实体权利主体对诉讼结果具有更大的合理期待利益的情形下,对诉讼实施权作非常态配置才具有正当性。     

诉讼指挥权: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建构

诉讼指挥权的正当性不仅源于人们对诉讼经济性的追求 ,而且还在于它具有矫正正当程序原理内在局限的功能。西方法治国家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中关于诉讼指挥权的规定反映了诉讼指挥权制度的共同要求和普遍规则。处于民事诉讼体制转型的中国民事诉讼法 ,目前正面临着发展和创新诉讼指挥权制度的历史重任。完善中国诉讼指挥权的总体思路是 :以国际社会诉讼指挥权的共同规则为参照 ,建立符合中国审判实践要求的诉讼指挥权规则体系 ;改革法院的事实审理方式 ,合理界定法官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行使诉讼指挥权的范围 ;从保证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程序正当性信赖的要求出发 ,建立诉讼指挥权的救济机制。     

无讼法律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最根本的诉讼观念,无讼思想支配了中国传统的诉讼历史并影响了中国整个传统法制的走向。无讼观念的内涵是解决社会纠纷时尽量避免诉讼。但社会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古代社会通过道德教化、乡里调解、官方息讼等手段来解决纠纷。无讼法律思想虽然具有许多消极因素,但在现代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来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基于2005 CGSS的法社会学分析

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性的认识及观念,中国社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规范主义法律意识与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并存的多元化特征。经验研究表明,法治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对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有一定影响。法律权威意识越强,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概率越低;人们越是把法律当作工具,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的结构扁平化特征及两极化趋势与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的宣传有一定关系。因此,研究它对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仍具有重要意义。     

当事人合意对司法管辖权的效力问题——以仲裁协议为研究对象

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仲裁制度本身的发展以及仲裁协议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法律属性等,使当事人合意在现代社会具有诉讼法上的妨碍诉讼的效力,司法管辖权的行使受到当事人意愿的约束。     

贸易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其对策--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为视角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往往青睐制度外非正式设置的纠纷解决机制。长远看这一选择偏好极具社会危害性,它不利于正式机制自身的完善发展,有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加速及升级版打造,无助于中国和东盟各国法治建设水准的进步提升,损害了中国-东盟商贸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扭转这一选择倾向,必须在贸易区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做出应对,构建理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机制。     

民国时期民事和解制度论略

民国时期,和解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它与当下我国的民事和解制度有所区别,有诉讼上和解与诉讼外和解之分,更多地介入了国家公权力的因素,在实务中广泛使用,民国政府也坚持倾向于通过和解解决民事纠纷,以充分尊重当事人、保护私权的倾向性,于调解制度相衔接,为进入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和气解决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它在缓解民众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论恶意诉讼的程序法规制

恶意诉讼是诉讼功能异化的产物。在当前立法和司法界倡导“调解优先,积极构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背景下,恶意诉讼当事人利用法院调解、裁判作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严重侵害了法的秩序性,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作为一种预防和过滤机制．在社会转型时期对恶意诉讼进行程序法的规制,应注意与诉权保护的协调,并在司法能动与克制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发挥司法惩戒手段的调节作用,并从规范撤诉、完善失权以及增设案外人的利益保护机制等措施入手,使程序法的规制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得益彰。     

和谐社会视野下诉权保护问题研究

和谐社会要求为社会发展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正的基本价值目标,积极化解社会纠纷,对各种权利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在和谐社会的视野下研究诉权,根据人权、法治、民主的要求,揭示申诉权与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研究意义。“诉权保护”要求在制度设计和完善中,突出“权利救济”的目的,建立便利公民接近程序正义的普遍化、多元化体系和措施,具体包括:明确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应扩大可诉范围,拓宽权利保护范围;改革诉讼费用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等,切实有效地实现和谐社会中社会纠纷的司法救济。     

民事诉讼法与民主法制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之一,它的颁布试行有力地加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民主与法制是民事诉讼法的核心 属于民主原则的有:人民法院对于诉讼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证诉讼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第5条);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公开审判、合议和回避制度(第8条);各民族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第9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第10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浅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总称.作为一种诉讼外纠纷的解决方式,ADR被广泛应用于欧美国家.虽然对于不同国家,ADR所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但是其广泛应用总是由资源的有限性、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当事人权利意识增强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所决定的.文章简单分析了ADR的概念及功能以及新的发展;根据纠纷解决主体不同,分别介绍了司法ADR和其他领域的应用;认为,ADR在广泛应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断的质疑和挑战;我国有着非诉讼的文化传统,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现实的需求.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论人民调解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治价值

妥善处理社会纠纷,是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人民调解作为中国特有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有其独特的功能。随着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正式实施,这一制度更是彰显出了其重要的法治价值。人民调解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民主、增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构建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秩序。     

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探析

建立村民自治纠纷的司法裁决和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是与司法本身的特性相适应.它不仅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而且使争议能在法定渠道内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正确规范、引导农村基层公共行政管理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确保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能够有机统一、协调和谐,保障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刑事诉讼证人法律制度实证分析

正确分析外国证人法律制度的背景及其构成,与我国证人法律制度作客观比较,对完善我国证人法律制度不无裨益。一、证人的诉讼地位：证人作证的性质及其确认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属于刑事诉讼参与人范围,与国家司法机关和刑事诉讼当事人相区别。这表现在进人诉讼的原因各不相同：司机机关进入诉讼是基于国家的权力;刑事诉讼当事人进人诉讼是基于他们与案件的利害关系;而证人进人诉讼的直接原因是他知悉本案应当判明的情况。很显然,证人在刑事诉讼中独特的诉讼地位的形成,既不是基于国家赋予的权力或权利,也不可能是基于指定或委托。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