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书省机构及其演变考述

宋代官制以复杂多变著称.即以中书省而论,宋初无职守,仅存空名而已.元丰新制,中书省始举其职,并增建中书后省(官印以“中书外省”为名).入南宋,中书省与门下省又合为一省.孝宗乾道间,删去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中书侍郎之名.因此,后人涉及宋代中书省机构,稍不慎便出差错.或视北宋前期之“中书”(中书门下简称)为“中书省”,或把“中书省”当作“中书”;中书后省与中书外省之异同更难辨别.为有助于明瞭两宋中书省机构的组织及其演变,今特详加考述如下:     

弘扬史家求真传统 克服治史浮躁心态──评《中国官制通史》宋代部分存在的问题

本文对张晋藩主统的《中国官制通史》宋代部分的进行评述，指出此书“宋官制”的体例与张晋藩、王超所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宋朝政治制度”的体例非常相似，且有大段照抄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内容或生活费误解，或系臆断，不符史实；在文字表述上亦存在不少问题。     

两宋官制源流变迁

“宋承唐制.”此唐制,实为唐后期之制.“唐制,省、部、寺、监之官备员而已,无所职掌,别领内外任使,而省、部、寺、监别设主判官员额.”赵宋立国之初,其官职因袭唐末、五代之制,即不脱唐末以来“紊乱”官制的巢臼.此所谓“紊乱”,主要是指《唐六典》那一套整齐的三省、六部、龙寺、五监行政管理制度,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逐步为临时差遣所动摇,以致“尚循唐制”之“本朝”官制,“皆空存其名而无其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宋前期的官制.至神宗元丰间,对北宋前期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使宋代官制进入了与前期明显不同的元丰官制阶段.哲宗元祐间,对元丰官制,     

《全唐文》增收的杜牧文考辨

《全唐文》较今存各本《樊川文集》多收三文，均为误收。其《覃恩昭宪杜皇后孝惠贸皇后淑德尹皇后孙侄等转官制》一文为王安石所撰；《授刘纵秘书郎制》一文为白居易所撰；《授司勋员外郎谢宰相书》一文为杜牧《上周相公启》之节文。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     

说“朝”

“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注一〕作为记录汉语之符号——汉字,远在造字之初,表意性明显。按其形皆可知其义,形义一也。因形表义,义蕴于形。由殷虚甲骨,可察一字之源;纵览金、石、籀、篆、隶、楷之变,其正、误可辨。(?)(朝)字,以殷代甲文较今之楷书,其结构无二,古人造字之旨亦明。然汉·许慎《说文解字》主小篆之形,附会其说,“朝”之形义离矣。今人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出版)一书,“朝”字释例,据金文而未之验以甲骨,溯流而未穷其源。笔者欲探“朝”字本源,遂     

特色独具的《尉缭子浅说》

徐勇同志新著《尉缭子浅说》(以下简称《浅说》)由解放军出版出版发行以来,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认为除其他人论及的优点外,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三个鲜明特色。 《浅说》的第一个鲜明特色是体例新颖、匠心独具地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交叉叠合式框架结构。该书主体包括“总论”、“译文及浅说”、“附录”三大总分。“总论”分作三:“《尉缭子》的作者和成书”、“《尉缭子》的著录和版本”、“《尉缭子》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附录”析为四:“《尉缭子》校勘记”、“尉缭与《尉缭子》资料汇集”、“近年来国内《尉缭     

“春王正月”王字浅说

“春王正月”王字浅说《春秋》经文，每年第一条必是“春王正月”，若正月无事可记，则必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春和月份无需解，何以必书王字？《公羊传》说是为强调“大一统”，何休引申说是为通夏、商、周三统；杜预说是专指周平王，以正《春秋》之始；桓公年...     

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里的官制简说

官制,即设官之制。《晋书·文帝纪》中说:“秋七月,帝奏司空荀(岂页)定礼仪,中护军贾元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始建五等爵。”①这个记载可能是“官制”一词的最早出处,但它不是“官制”的起源。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产生国家之后,“官制”就随之而产生了。官制是一种政治现象。在阶级社会里,官制是国家机器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具体表现。奴隶制社会,官制的职能表现在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政权,保护奴隶主的利益,削剥和压迫奴隶阶级;封建社会,官制的职能表现在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削剥和压迫农民阶级。     

关于“理想化”——答傅其三同志

傅其三同志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一文(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文艺理论增刊),是对我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一书中论述“理想化”问题的批评。我很久以后才拜读到傅文,似有必要重申我的观点。我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上反对理想化,是从他们自己的有关言论中得出来的。傅文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那就应该举出有力的论据,推翻我的结论,证明他自己说法的正确。遗憾的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以文悟道 因道学文——语文教学“文道统一”原则和教法探赜

语文教学方法林林总总。有的就文讲文,有的架空“论道”,有的文道虽并重,却是“花开两朵,各表二枝”。依我看,文道统一的教法最为可取。 “文”与“道”,本是古代文论中的术语,是指文章的形式与内容而言。“文道统一”,作为文论中的重要命题,前人多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王充曾在《论衡·超奇篇》中,把“文”与“道”比做是“皮壳”与“实核”的关系。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宋代周敦颐《道书·文辞》中的至理     

《越绝书》作者考辨

宋代以后,《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子胥)的传统说法得到了质疑,明代杨慎用析隐语法定为东汉袁康、吴平,清钦定《四库全书》袭杨慎之说,似乎成为定论,但质疑之声不绝。我以为,《篇叙外传记》的最后一段所谓的隐语文字可能是宋代以后文人所加,《越绝书》“成非一人”。     

关于南诏的三个称谓

一、说“诏”公元七至九世纪,在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兴起了一个雄踞一方的政权.有人把它称为“南诏国”,有人则称之为“南诏政权”.关于南诏这个称谓的由来,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其后,见于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现把两书所载,转引于下:《蛮书》卷三说:“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第67页)《新唐书·南蛮传》说:“夷语王为诏……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新唐书》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0册第6267     

《孟子》论辩艺术略论

汉人赵歧《孟子题辞》说,《孟子》其书“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刘勰称赞,“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文心雕龙·诸子》)宋代苏询更说,“孟子之文,语约而义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清代包世臣竟推崇为,“孟、荀,文之祖也。”(《与杨季子论文书》)吴德旋则称     

《古学经子》校正一则

近日翻阅王锦民先生《古学经子》（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版）,发现该书第１２７页有这样一段： 《仪礼》在三和中实际年代最为久远。《礼记·明堂位》云：“周公摄政六年,制 礼作乐。”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但所制 之礼,则《周官》、《仪礼》也。”按这一说法,《周官》、《仪礼》均为周公所作。不过 《周官》虽保存了很多西周到春秋的官制,但其成书实在战国时代。《仪礼》则自 孔子时已经成书,《礼记·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 礼于是乎书。”这是《礼记》…     

也谈江沅《说文释例》的性质

江沅的《说文释例》是《说文》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其产生误解,认为江氏的《说文释例》问世于王筠的《说文释例》之后,其实江氏之作先于王筠的《说文释例》20余年。由于江沅的《说文释例》与王筠的《说文释例》书名相同,人们多把这两种书看作同是阐释《说文》体例的著作,这就混淆了“类例”与“体例”的界限。江沅的《说文释例》是以类例材料阐明《说文》一书的“本字本义”和“音义关系”的著作,而王筠的《说文释例》则是阐释《说文》体例的著作,二者的性质并不相同。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     

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宗传璧、周烽同志的《从“斯”字看<论语>》一文(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六期,以下简称“宗文”)根据段注《说文》等证据,认为“斯”字的本义当为“析”义,“斯”字作为“此”义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论语》“先王之道,斯为美”之“斯”应当是“分析”之义。宗文的这一见解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一、《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正如“岁”字许慎释为“木星”,并不等于上古“岁”字就没有“年岁”、“年成”之义,“叔”字许慎释为“拾也”并不等于上古     

十六国官制初探

关于十六国的官制,不但在封建正史和典章制度史,如《晋书》、《宋书》、《魏书》、《通典》等书的“职官”志典部分,没有予以收录,就是集官私典籍大成的类书有关职官部分,也不予收录,以致影响到近代所出关于古代官制著作,也只偶然提到十六国的个别官制。清人所撰十六国有关将相大臣表,算是系统整理十六国官制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