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本文通过对青海省自然保护区发展现状、发展优势和所面临问题的剖析,提出了加强保护区立法、实现"一区一法"、建设科学的管理机制、保障保护区发展、正确认识保护区价值、合理利用优势资源、加强社区共管、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的青海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对策。     

95额尔古纳自然保护区

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兴安岭北部西麓，与俄罗斯隔额尔古纳河相望，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保护大兴安岭部山地原始寒温带针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共有植物85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钻天柳、浮叶慈菇2种，自治区重点保护植物11种。保护区内主要树种有兴安落叶松、白桦、樟子松、山杨等近10余个树种，兴安落叶松是组成保护区山地针叶林的主要建群种，     

74塞罕坝自然保护区

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称塞罕坝湿地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境内，距北京市市区450公里，在蒙语里的意思为“美丽的高岭”，地处当年的木兰围场北部。（木兰围场曾是清代皇帝举行木兰秋猎的地方。）保护区保护区面积为20029．8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滦河与辽河水源地、天然植被群落、     

92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位于阿尔金山南部，东昆仑山北部，西起若羌和且末两县分界线，东至新疆与青海两省区交界处，北到阿尔金山南部的祁曼塔格山，南为新疆与西藏分界的东昆仑山脉。四周高山环绕，最高的慕士塔格峰，海拔6973米。保护区面积约为4．5万平方公里，它是我国最大的一个高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地形封闭，地貌复杂，空气稀薄，平均海拔4000-4500米。这里既有高山溶岩，     

81百花山自然保护区

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名百花陀。位于门头沟取得清水镇境内，地处太行山北端，小五台山支脉，距北京市区120公里。保护区经营管理总面积45000亩，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保护区。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96％，最高峰百草畔海拔2035米，为北京市第三高峰。     

70南瓮河自然保护区

南瓮河保护区是我国纬度最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的意义非常重大的寒温带水域内陆湿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南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伊勒呼里山南麓，是我国唯一的一个以寒温带水域内陆湿地生态系统类型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而且具有生态系统多样性：有森林湿地、草丛湿地、灌丛湿地、岛状林湿地、冰湖湿地、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植物类型较齐全，     

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及实施路径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来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和建设生态环境,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自然保护区作为以保护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地质构造以及水源地等自然综合体为核心的自然区域,是最值得获得区际生态补偿的区域.但如何通过生态补偿来有效地建设保护区在现实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难题.为此,一方面要实施差异化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加强对其管理;另一方面又要适度增强保护区的自我发展,提高生态补偿能力.     

10莽河猕猴自然保护区

山西阳城莽河猕猴自然保护区位于山西省阳城县境内，总面积5573公顷。保护区于1983年经山西省政府批准建立，原名蟒河自然保护区，1997年更为现名，是一个以猕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和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本区地处晋南太行山区，地形呈东西走向，西高东低。     

63大巴山自然保护区

大巴山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大巴山南麓。城岚路（城口—陕西岚皋县）、城巫路（城口县—巫溪县）从景区穿过。距城口县城约40公里。是集自然保护区与自然景观和民俗民风等为一体的山岳型风景旅游区。保护区总面积1360．17平方公里，森林生态系统完整，具有起源古老、种类丰富和特有性强的特点，现已初步查明的野生植物有4000余种，     

6黑颈鹤自然保护区

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3年，保护区总面积为1350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及其越冬栖息地。     

基于公民权利理念的农民社会保障及“土地换社保”问题分析

社会保障是一项公民权利。农民社会保障缺乏是长期以来二元社会结构影响下形成的城乡保障体系分立的结果。“土地换社保”措施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解决被征地农民的民生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一做法违背了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平等性、义务主体特定性,侵犯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实际已背离社会保障的本意。     

农民工民生权利的层级保障

民生权利是民生问题法治保障的相应表达,实现农民工民生权利是农民工民生保障的法学思路。结合我国国情与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对农民工民生权利予以层级划分并由此作出层级保障是一种符合现实的理性态度。在层级划分上,农民工民生权利可分为生存与发展两个层级;而在层级保障上,可立足国家义务视角来探索农民工民生权利的保障措施,具体包括尊重与保护义务不分层级全面履行,而给付义务需区分层级差别履行,以实现对农民工民生权利的最优保障。     

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

现有"社会基础设施"概念,大多是指有形的或实体形态的基础设施,而无形的或非实体形态的基础设施,迄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把包括民生保障体系在内的作为现代社会支撑基础的制度性设施,纳入"社会基础设施"概念的定义域,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理依据。"社会保障"概念已有历史形成的固定模式,且侧重于社会保障类传统项目,未能涵盖或容纳民生领域诸多重要方面,难以应对由当代风险社会所催生的诸多重大民生保障议题。依据基本民生需求内在逻辑来界定的"民生保障"概念,无论从保障对象还是从保障内容来看,都是一种既全面又普遍的相对平等的保障;有必要对目前归口不同部门分管的各类民生保障事项,进行系统化的整合和制度设计,避免因条块分割而导致制度缺失或空隙,形成面向所有社会群体或全体国民的可普遍分享且相对平等的民生保障体系。受传统经济发展观甚或"GDP发展观"影响,我国在民生保障领域的财政投入份额长期偏低,且原本有限的投入大多花在各类"民生工程"或硬件设施上,它们只是民生保障的必要物质条件或载体,而各种非实体形态的制度性基础设施,才是民生保障体系的核心所在;应从现代社会重要基石或基础设施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民生保障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民生领域资源投入的生产性或创造性。     

能力建设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发展

如何运用恰当的公共政策,增强能力建设,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Z村和K村是能力建设存在诸多差异的丽江市城区纳西族失地农民社区。从对Z村和K村发展的经验研究来看,集体经济发展、社区自治组织、社会资本、文化建设等因素与能力建设紧密相关。所以政府可以运用生产性社会政策,采取支持集体经济发展、培育社区自治组织、促进社会整合、加强文化建设等途径,扩大村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参与性,提升可行能力,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可持续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治理物价上涨效果的实证分析：以法定准备金率和利率为例

从长期看,法定准备金率和利率的变化与物价水平的变化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它们却不是物价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控制物价上涨,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一是要规范市场秩序,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要减少法定准备金率的使用频率,四是要积极配合使用其它货币政策工具,五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论网络社区与公共政策的互动

网络社区作为政府和民众的中介发挥着极其重的信息沟通作用,并且呈现超越传统媒介的趋势。在网络的进一步推动下,网络社区逐渐成为民众参与政府管理的一个途径,尤其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方面,网络社区发挥着越来越重的作用。网络社区和公共政策的特点鲜明,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通过分析二者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为今后相关政策提供一种思路。     

我国粮食储备的合理规模、布局与宏观调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体系经历了自由购销、统购统销、流通体制转轨、流通体制市场化四个阶段。明确国家粮食储备的目标和功能,是测算合理的粮食储备规模的前提和基础。粮食储备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粮食供求矛盾的变化情况下,储备政策构建的焦点不仅需要关注储备规模的优化。还需要对粮食储备在中央一地方、产区一销区以及品种结构间的合理布局和配置进行深入探析。现阶段必须构建有效的政策框架,确保企业、农户合理的储备水平,避免出现社会储备主体储备不足导致的市场短缺,以及“反向操作”对国家调控政策效果的扰乱等问题。     

利益、认同、制度安排——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不足已成为制约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社区利益、社区认同是居民社区参与的根本动力和影响因素,参与制度的缺乏也是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强化社区成员与社区间的利益关系和认同关系、建立各种参与制度是促进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民生思想及其现代意蕴

民生问题是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影响着群众的人心向背、社会发展速度。毛泽东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都强调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的民生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对现代民生问题的改善具有重要价值,对中国现代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民生的问题化与政府创新

在当代中国,民生领域出现了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政府管理学思考。当代中国民生问题的实质,是人民政府框架下的发展观念、具体制度与应对机制问题。为化解民生问题,中国政府应以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发展民生为第一要义;应该转变发展观念,调整民生政策,着力于政府创新;应该切实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绩效制度。同时,应当全面构建旨在主动应对民生问题的调研、预测与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