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共存于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学术话语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交流与对话。从纵向来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影响关系。通过比较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哲学是西方当代文论或隐或显的思想来源,而西方思维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后殖民理论：中国文论建设的另一种视野

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引进的西方文论,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在中国文论建设中具有方法论意义,使我们能够看到西方话语背后隐藏的文化霸权与西方中心主义。中国文论应走出“失语”的自卑状态,平等地展开与世界各种文化的对话。本文提出了中国文论与其他文化对话的途径与可能。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中国文论的建设与超越

中国文论界对国内外文论资料、思想资源的占有空前丰富 ,近百年来养成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世界性、开放性理论视角 ,使其具有兼收并蓄、多元交汇的思维取向和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理论遗产的气度。中国文论应定位于马克思“世界文学”的学术立场 ,融通中国古代文论精华与西方文论成果 ,从而走向建设与超越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可行性路径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争,聚焦于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衍生出本土化和西方化两种不同的入思方式,前者倡导中国文论民族特色之阐扬,主张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后者则主张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前者钟情本土之玉,后者青睐他山之石。而要真正建立既具民族特色又能与异域文化对话的中国文论,则必须将上述两种思路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需要在文化、文心、文体三个不同层面,认真清理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传统,深入探求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则需要在异质性、普适性和现代性的不同层面,精心辨析中西文论的内在差异,细致考量西方文论之中国化的可行性路径。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其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打磨出内蕴普适神韵而外显民族肌理的文论玉石。     

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到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论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及其救赎之途

因为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文化基础,中、西文论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规则、话语和意义生成方式.但同为旨在把握人类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探求文艺奥秘的一种途径,二者只有是否适用而无先进与落后之别.但是,五四运动截断了中国传统文论之"根",致使中国文论最终走向西方化,而西方化后中国文论也最终导致中国文论话语的丧失.为改变中国学术界"古与今文论的断裂、中与西文论的隔膜",我们主张中国文论的中国化或日语境化,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语境化及西方化的中国现代文论的中国语境化.     

鲍德里亚的新理论地带

研究 2 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有何意义 ?通过对其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对流派影响的深入研究会对我们有何启发 ?这些思潮进入中国后有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 ?这种文化的理论旅行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中有怎样的意义 ?这些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在我看来 ,研究 2 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关键在于 ,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 ,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 ,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 ;它们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 ?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 ?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 ?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 ,将有助于新世纪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 ,并对我们的文化理论策略和文学理论价值维度的确定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 ,主持人特组织了部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吸收与话语建构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主要历经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引进;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处于从文艺社会学到文化研究的转变;21世纪以来,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批判性反思。     

后殖民理论:中国文论建设的另一种视野

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引进的西方文论,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在中国文论建设中具有方法论意义,使我们能够看到西方话语背后隐藏的文化霸权与西方中心主义.中国文论应走出"失语"的自卑状态,平等地展开与世界各种文化的对话.本文提出了中国文论与其他文化对话的途径与可能.     

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

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局限有: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     

从政治话语到文化政治--近20年来文论界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的辨识

建国以来 ,我国学术界长期以上层建筑性和意识形态性作为对文学的本质规定 ,与此相适应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政治型文论话语和认识型文论话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新时期以来 ,以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序言》为开端 ,在文艺理论领域内 ,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断地展开反思。伴随着这种反思的不断深入 ,各种审美型文论话语开始确立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西方各种文化研究理论的大量引入 ,在新的语境下 ,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     

从内部研究走向文化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的转向与回归

20世纪西方文论在经历了“非理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之后 ,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两大文论主潮开始了对人本身以及对文本“文学性”的探索 ,而它的深层转向———文化转向则将西方文论从占统治地位的内部研究走向了文化研究 ,由此重新关注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 ,并赋予了文本以开放的社会历史内涵 ,它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是一种深层的转向与历史的回归 ,具有时代的历史性和必然性。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有效性——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反思

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是有效的,也是可操作的。用意象和意境来谈中国古代诗,比用浪漫主义、典型等等西方理论来谈诗会更恰当;用李渔的戏曲理论来评论中国戏剧,是很好用的;用妙悟、滋味来品诗,要比用现象学、接受美学的范式更恰当。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化才是救活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路径。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

在＂失语＂遮蔽了中国文论话语,中华文化严重＂西化＂的危机时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本文就如何体认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异质性,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塑中国文论的学术主体性、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又吸收作为全人类文化成就的新型话语系统进行思考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