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与明遗民的诉求

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引发了清初思想的勃兴 ,“明亡之思”成为身遭家国之痛的孤臣孽子思考的焦点问题。在其“明亡追究”的诸多层面 ,蹈虚凿空的明末学风成为众矢之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 ,导致清初学风发生巨大转捩———由浮虚而趋健实 ,崇实黜虚的经世致用思潮遂蔚然隆盛。遗民学者凭藉着“著述经世”、“以史经世”和“学以经世” ,寄寓其期许与诉求。     

王船山的道统观

王船山的“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的学术追求集中体现在其“气学”道统观中。王船山以传承“道统”而自任,正是为了等待“治统”的重新接续。     

孟子笔下的道统与政统

孟子关于道统和政统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论述。他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主,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必须指导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政统之君应该敬道统之师;政统对道统的尊敬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尊德乐道;道统应该教导政统直道而行,而不是屈从取媚于政统;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     

清初官方与明遗民历史观念的冲突与调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

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及随之颁布的《大义觉迷录》集中反映了明遗民和清廷在华夷之辨、明亡之恨、君臣之义、治统与道统等历史观念上的冲突,体现了他们在文化秩序上的不同诉求。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将道统作为自己的精神堡垒,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雍正则以儒家理念为依据,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力求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建立以清廷为主导的文化秩序。二者的冲突与调适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汇。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政统对道统的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统,与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道统,是一种"政主道从"的关系。政统既需要道统方面的缘饰,又要防止道统势力的壮大,消除其对王权的现实或潜在威胁。为此,政统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对道统的控制:首先是君主们通过"受命于天"的自我神化,形成对道统先发制人的优势;其次是从维护统治的需要出发,对道统进行选择和改造;再次是插手道统的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其内部生态平衡;最后,当统治者认为道统的发展对封建统治形成现实威胁时,会毫不留情动用国家的力量予以重创。     

近些年关于“道统”人物研究的综述

近些年道统人物研究具有以下特点：越是有争议的人物,研究愈深入;道统中的关键人物依然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力;研究者有意转换思路,从各种角度,运用纵向、横向比较等方法对旧有问题进行全新阐发。研究中的不足也很明显：在文本细读方面做得不够扎实;对道统人物还未进行细致的分类;对于近代新儒家、国外传承者的专论还不够。传承道统在现代文化构建中究竟有多大价值,如何发掘道统人物的精神力量,思索道统缘何在当代文化环境中未能成功建立起来,等等,都是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的课题,应当予以深入探研。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祛魅”与“复魅”之间--论“道统”与“政统”纠葛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具有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以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不同的时代,其代表的精英"道统"与代表权势的"政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两者相互的关系表现在"祛魅"与"复魅"之间,这是一种"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模式,它既是针对自身,更是针对彼此,并外化成"突破"与"规约"的结构。在暧昧的纠葛下,中国知识分子走了一条颇为传奇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之路,其作为一种传统原型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符码,绵延至今,不曾断续。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论析--以“明遗民”为视角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情形十分复杂,交游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二是“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险恶,遂投奔“贰臣”,寻求资助与庇护;三是“明遗民”伺机而动,向“贰臣”降将请兵抗清,以图恢复故明。“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然并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常常面临“交”与“绝”的两难选择。不能把“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     

真德秀的“道统”观

“道统”论作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得到广泛流传。真德秀作为南宋晚期私淑朱子的重要理学家,一方面从“道”与“心法”等理论层面丰富了朱子、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也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子的“道统”传承地位;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中道”“执中”“建中”等内容的强调,将国家“治道”也纳入到“道统”叙述之中,并在“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乎朱子的论述。所以,真德秀的“道统”观具有根源朱子、兼顾治道、多元并包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王夫之对宋儒“寻孔颜乐处”的反思与发展

"寻孔颜乐处"是宋儒热议话题之一。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二程道出"孔颜乐处"之意涵;朱熹继续探求"乐"之功夫,并与陆九渊在寻"孔颜乐处"的径路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博文约礼"与"克己复礼"功夫论的分野。王夫之指出孟子同于孔、颜,三圣一揆,其乐相同。其后,王夫之在学术史层面"及孟子之乐",扩充了孟子乐处的意涵,并上溯张载,修正程朱、陆九渊内向收敛的寻乐功夫,代以身心与政事交养之径路。此外,在思想史层面,王夫之进一步加强对宋儒"道"优于"治"与以"道"屈"治"的反省,以纾解治统与道统之张力,为后世儒者寻"乐"别开生面。     

“史统”、“道统”与古代“小说”

宋以后文化人意识到小说的兴起与“史统”的崩解有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道统”又是“史统”的内在核心构成之一,“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必然暗含着“道统散而小说兴”的结论。只有“一道”、“一说”的世界不会有小说,小说只能在“众道”、“众说”纷纭的背景下才可能产生。这意味着小说与纷纭“众道”、“众说”之间有内在依赖性关联,它对后者保持着开放性。     

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     

“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

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国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当代表象后面的本质属性,或有裨益。     

“躬耕”的文化意蕴与明遗民的生存悖论——以易堂九子为考察中心

"躬耕"是明末清初遗民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存常态,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躬耕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耕田种地,而赋予了更加繁复而又沉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此时,隐居躬耕不仅可以在乱世中保全他们的生命,同时又是保全其气节的最佳方式.然而,这又与清初遗民所具有的强烈经世意识相冲突,于是,隐居与经世成为共存于他们思想中的对立的两级,这正是清初明遗民的生存困境."易堂九子"就是其中的典范.     

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它的真正形成,不仅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而且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