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推论——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

孙权太子孙和对宾友蔡颖诸人耽于“交游博弈以妨事业”的情况甚为不满，命中庶子韦曜(即韦昭)等“各著论以矫之”。曜作《博弈论》，申述儒家修身之道，批评士人沉缅于博弈不仅妨碍事业，而且有损于道德。孙和张扬儒家正统的娱乐观念，表明孙吴政权进入中期以后，其第二代人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逐渐雅化：孙吴统治集团原本出身寒门，受儒家礼法观念的影响较浅，崇尚世俗娱乐，在行为上则显得轻薄浮华。随着其新生代的文化进步，必然产生雅俗冲突。此外，追随孙吴统治者肆情纵欲者，又多为汉末流寓江东的北方人士及其后代，而江东本土大族人物则多严正。由《博弈论》又可见出孙吴侨、旧士风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侨士脱离乡里，舆论制约相对减轻，而求仕进取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较强，江东儒学旧族则相反。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三国志通俗演义》复仇观与孙吴文化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复仇主体行使复仇动机方式以及相关影响,都有多重表现。吴越地域复仇文化的长期侵染,和人们以此为尚的自豪感更是不应忽视的。鲁迅对来自复仇之乡的自已有复仇偏好,就毫不掩饰。小说在江东形象群尤其是孙权、徐氏等“超群杰出”的艺术表现中,围绕着主要人物的复仇观、人才观,从吴越复仇文化宝库和孙吴地区民间习俗中汲取了丰富养料。     

儒家文化认同与自然人性的冲突--论《白鹿原》中白嘉轩的人格悖缪

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白嘉轩从一个本色农民过渡到白鹿原民众“精神领袖”的过程,是他从对儒家“仁义”的企慕叹赏到对自己儒家化身份的寻找、确认与建构的过程。同时,对儒家化的认同与人物的自然人性又无时不在发生着冲突。而人物因为在历史动荡的夹缝中无法保持完美而不得不破坏其自身的完善性,从而形成一种悖缪。     

论孙吴统治中的权力中枢

论孙吴统治中的权力中枢赵昆生瞿蜕园先生为《历代职官表》撰写的《历代官制概述》中称；“魏、晋王朝都是由手握军事力量的权臣逐步建立的。他们有一批手下人物，组成一套机构，完全在正规官制以外，自由行使职权。”魏、蜀、吴继东汉之后崛起，其中，孙吴建国于江东一隅...     

任是无情也动人——《红楼梦》的人生哲学

本文从生死观、人我观、札法观和荣辱观来分析《红楼梦》中的各种人物,特别是作者的人生哲学;认为曹雪芹是以佛家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评判人生的,又以儒道互补的观念处理世事;最后又对《红楼梦》的“道法自然”、“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道德观和审美观作了评析,并概括了其人生哲学的基本趋势。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尚书·酒诰》与儒家酒德文化

《尚书·酒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具有法律效力的酒事管理文献,对儒家酒德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去审视酒事活动,把饮酒行为与国家治乱现象相联系,形成儒家“饮酒亡国”论或“酒祸”论的基本酒德文化观念。其二,对社会酒事行为严加控制管理,为历代专制王朝实施“酒禁”政策提供了儒典圣贤的历史依据。其三,把饮酒行为纳入儒家“礼”的伦理道德范畴,通过酒礼政教活动强化儒家等级有差“礼治”政治秩序。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解构主义翻译观视角下的"忠实"与"叛逆"

在中西翻译史上,自《圣经》和佛经翻译以来,忠实于原文一直被认为是译文的至高的、绝对的标准。传统语文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范式对翻译文化史上屡见不鲜的“不忠于原作”的行为一概加以贬斥,认为这样的译文无异于“背叛”了原作。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从寻找文本间的意义对等中解脱出来,把研究视野放到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探索操控翻译的诸多文本之外的因素,从而能够解释这些看似“不忠”的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     

从《辨骚》看刘勰"宗经"与"逆经"思想的矛盾与超越

《辨骚》篇中刘勰基于宗经思想认为楚辞不如《诗经》雅正,但对楚辞自身文学成就进行评价时却认为楚辞内容与形式的新变超越了《诗经》,从而出现了“宗经”而又“逆经”的矛盾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刘勰思想的缺陷恰恰是他超越前人及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     

启示：《英雄》及其文本

《英雄》及其文本给人们的启示可归为两点:一是在运营创意方面实现了有效的资金运转,开发了更具回收潜力的海外市场,以主流片提高了上座率并注重世界性标准;二是在文本翻新拓展方面,实现了技术性与人文性、思想性与娱乐性、立意与叙事、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的统一。     

对"枫桥经验"的理性认识

"枫桥经验"是42年前由基层农村创造的一个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典型经验。它的基本精神是正确化解社会矛盾、转化社会对立人群、预防和控制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在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枫桥经验"所体现和渗透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德治与法治并重的哲学理念以及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实践形式,可以作为我国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的成功经验予以探究。     

水与生殖崇拜--从"帝"到"道"的嬗变

在中国先秦文化中,水就是蒂(帝),亦是女子的象征.巫术、占卜、祭祀所选择的沟通天人的媒介多与水相关联,旨在沟通帝(水)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所谓终极依据的道亦是水.     

从"文"、"象"的空间性看中国古代的"诗画交融"

诗与画的关系在中西美学史上都是一个倍受注目的问题 ,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中西传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 ,不断有人对诗与画的界限进行区分 ;在中国 ,“诗画交融”却一直是衡量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是“诗画交融”的深层思维基础 ,“文与画”、“书与画”、“诗与画”之间以空间化、视觉化的“象”为核心的同源性关系 ,则为“诗画交融”提供了内在形式依据。通过对“文”、“象”的原始空间含义的考察 ,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     

由“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

本文借对《庄子·秋水》中“鱼之乐”寓言的分析,探讨中国古典哲学中“知”的复杂内涵。作者由分析《庄子·齐物论》中“知”的意义入手,疏解“鱼之乐”中“知”所包含的知识与信念两层含义纠缠的纽结,并联系西方哲学家如摩尔与维特根斯坦对“知道”与“相信”的用法的讨论,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最后对比、揭示庄子与儒家对“自知”与“相知”的不同态度背后所寄托的不同生活或道德理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思--面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挑战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持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人认为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因而否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 ;持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人则肯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 ,否定市场经济。二者实际上具有相同的理论前提 ,即都否认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兼容的可能性     

从混沌理论看高等教育系统的“有序”和“无序”

混沌理论,20世纪自然科学的一次伟大革命.它具有内禀随机性、初值敏感性和"混沌序"等三个本质特征,蕴涵着一种全新的教育哲学思想.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内部的"有序"和"无序"构成了高教系统的混沌,从混沌理论出发,可以较好地解读高等教育系统的这种混沌--"有序"和"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