窨子里的旋律

“窨子”,是20世纪60年代我们这一带村子里,女人们为了全家人的穿戴铺盖而纺线、织布的地方,是入冬后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挖建的、非常简陋的、纺棉花的大地下室。     

阿拉伯民主的三个幽灵

英国《金融时报》刊载了一篇署名戴维·加德纳的文章称,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与19世纪的阿拉伯政治改革运动同时期。与现在一样,到19世纪60年代宪法改革已经扎下根的突尼斯和埃及当时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但阿拉伯人的首次觉醒或突尼斯复兴党（Nahda）建国和宪政的正常进程被打断,它的原初民主表述因英法帝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入侵而受到怀疑。     

简析60年代台湾文坛的弄潮儿——《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影响

二十世纪中叶,在大陆文坛动荡不安之时,偏安一隅的台湾文学,生发了新的果实。60年代的台湾文坛承续了二十世纪初大陆的现代文学思想,各大社团流派和现代杂志风起云涌,其中不乏台大以白先勇、王文兴等主编的《现代文学》刊物。《现代文学》已然成为当时台湾现代派作家一个重要的创作阵地,对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首令我难忘的歌

每天都在发生着与你擦肩而过的事,但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却让我终生难忘。这首歌,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十几岁时就会唱,如今的我虽然年过花甲,但每当路经校园听到里面传出这首歌的时候,心情格外爽朗。     

晚清外语热与地区差别

从1860年代起,上海就掀起了学习外语热,主要是学英语,后来扩展到法语、日语。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夜校和外语培训班出现。1864年6月30日,洋泾浜复和洋行内设立大英学堂,专教中国十岁以上至十三四岁的幼童学习英语,每月学费为英洋5元。1865年英商在石路上开办了     

在那里，阮玲玉跳完最后一支舞

1935年3月7日凌晨,一代巨星阮玲玉在位于上海新闸路沁园村的寓所内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次日在医院因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留下“人言可畏”四字作为遗书。阮玲玉自杀轰动海内外,出殡时全上海有几十万民众相送,当年《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还专门为阮玲玉自杀写专题报道,将她的去世比作“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25岁的阮玲玉就这样匆匆走完她的人生,而她把这25年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留给了扬子饭店,陪她的情人、上海滩大亨唐季珊在扬子饭店的舞池里跳完属于他们的最后一舞……扬子饭店在哪里？为什么她会成为阮玲玉的最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素有“东方巴黎”美誉,市中心各国租界相交,加上上海和外国通商和文化交流的增进,早在20年代后期,上海就已俨然成为当年亚洲高级酒店集中度最高的城市,但其中大多数豪华饭店都由洋人投资经营,如坐落在外滩（the bund）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astor house hotel）、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peace hotel）、大华饭店、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等等。     

美国总统的“涂鸦之作”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美国总统在召开会议时也爱在纸上信笔乱涂，尤其是面对国家危机的时候。这是他们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这些信笔涂鸦和白宫演讲稿撰写入无关，它们都是美国总统们自己真实思想的反映。这些美国总统的“涂鸦之作”有的颇具画家天赋，但有的就和幼儿园儿童的大作一样搞笑。     

屈原的“千古绝唱”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与有关同志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曾经谈到屈原。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讲的千真万确。屈原在流放期间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诗篇，被后人誉为千古绝唱。就是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会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宪益舅舅，挥之不去的身影

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2009年11月23日在京逝世。这位《红楼梦》最好的英译本作者、24岁一气呵成译《离骚》的天才翻译家享年95岁。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与英籍夫人戴乃迭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英译三卷本《红楼梦》广获好评。后又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石头记》,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     

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札记（二则）平安，煤矿人的精神信仰

相信很多人看过王宝强主演的电影《盲井》。影片中王宝强所饰演的矿工生于农村,家境贫穷,更没上过学。像他这样的一批年轻人受到村里“大哥”的蛊惑,来到了一个小型煤矿当起了矿工。他们不但要冒着生命危险在井下作业,更要承受着矿主和工头无休止的压榨和欺骗。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又何谈有什么精神生活,也许只有一个深藏心底的梦来牵引着他们在荆棘中蹒跚……     

“罗生门”与剑桥学派的“修辞”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四

一、由电影《罗生门》说起 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讲述的是一件发生于竹林中，涉及盗贼、武士及妻子的凶案，其中武士被杀，其妻子被强奸。影片由庶民、樵夫和云游僧在一个废弃的罗生门下的偶遇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对话正式展开。     

顾城的“困惑”与剑桥学派的“语境”——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二

在剑桥学派那里，任何思想文本（text）的“合法的”意义，必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意义，而要获得思想文本的“历史性的”意义，就必须复原该思想“文本”所由以产生的特定“语境（context）”。这一点在剑桥学派对洛克的《政府论》所做的修正性诠释中凸显无遗。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论》，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迥然不同的解读模式：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光荣革命的辩护书，其目的是驳斥霍布斯的绝对君主理论（absolutism theory），并进而重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这种方法仅关注《政府论》的下卷）；     

导演谢飞与他的红色家庭

一碗水端平的7子之家谢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四代电影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他执导的《希望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等多部影片曾荣获金鸡奖、百花奖和多项国际大奖。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谢飞1942年4月出生在延安,父亲是我党著名的”五老”之一谢觉哉——解放后曾任内务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曾梵志“面具”背后的艺术

曾梵志，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画家的代表人物，对于熟悉中国当代绘画的人来说，他的名字代表了成功的表现主义风格。代表画系《面具》用极具个人创作符号的形象隐喻了人性的虚伪，反响不俗。在生活中，他坚持着“主流时尚路线”，抽雪茄、穿西装、打领带，参加各种画展的开幕酒会和奢侈品品牌发布会。采访伊始，他简练平和的态度，毫不做作的淡然，以及处处流露出对绘画的执著与坚持，与我先前的想象大相径庭。他看上去神秘又深沉，也许他的魅力也正是在这种捉摸不透中愈加醇厚。（以下W，W代表本刊提问）     

在《新民晚报》复刊的日子里

《新民晚报》是一份在我国综合性报纸中发行量居第二、经济效益名列前茅、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报纸。本文记叙了80年代初《新民晚报》在停刊16年后顺应时代和民意艰难复刊的经过。故事从复刊筹备组的成立开始——     

海外利益已关乎中国的基本生存

我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鼓吹要重视和加强研究中国的海外利益,当时国内没有多少人认可,觉得这个观念太生疏遥远。当我欣慰地读到2013年4月16日公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军队的任务不但包括守护国土,也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形势摆在那儿,我们不正视是不行的。     

横店，中国影视基地的“第一桶金”

徐文荣是横店集团的创始人1996年,为支持著名导演谢晋拍摄迎香港回归的影片《鸦片战争》,徐文荣果断决策,投资建起了“19世纪南粤广州城市街案”外景基地,首开企业界与影视界联姻的先河：     

梁音和影迷俞湖的爱情故事

这个真实的故事如电影情节般曲折动人。 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两部电影对青年人影响很大,一部是《冰山上的来客》,一部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时,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人说山西好风光》。     

社会工作：建构现代性社会制度的重要方略（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现代性于13世纪甚至更早年代在西欧诞生以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建构现代性社会制度—直是人类现代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人类由素朴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逐步转型,作为解决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矛盾与问题的社会工作逐步被英、美等国纳入制度范围,成为建构现代性社会制度的重要方略。     

钱钟书的“孩子气”

20世纪90年代初，编剧孙雄飞找到黄蜀芹，说想把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希望黄蜀芹执导。一则，《围城》是部名著，请黄蜀芹这样认真负责又有才华的导演执导才放心。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小说作者钱钟书先生是个大师级的人物，恐怕改编权难谈。在此之前，就有编剧尝试过想改编，最终就是因为改编权谈不下来而不得不放弃。钱钟书、杨绛夫妇三四十年代闯上海滩的时候，就与黄佐临结下了深厚友谊。杨绛的戏剧作品，几乎都是由黄佐临执导搬上舞台的。有了这层关系，钱老可能会不看僧面看佛面，开开绿灯吧。黄蜀芹当时没有表态，因为《围城》解禁不久，她还没有读过小说。先向孙雄飞要了一本小说，反复读了两遍，就被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和钱老营造的文化氛围彻底征服了，当即决定导这个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