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新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唐律中的“亦如之”:立法语言的形成、特征与价值之一例

唐代之前正史文献、经典文献及其注疏中“亦如之”的含义与用法固定，表意核心在于“如之”,即不同主体、行为或事件，仍然适用之前列举的标准、规则。“亦如之”在传统刑律及其体系中围绕“正刑定罪”,在简化条文、避免重复、提高法典体系化程度，标示特定立法技术、辨别具体犯罪行为、确定相应量刑条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传统刑律中的技术性术语所蕴含的统治者控制司法裁判权的策略与意图亦不能忽视。中国古代律典体系中的“亦如之”及大量“字例”“字类”等技术性术语，都是伴随立法技术、法典结构及相关理论的发展、演进逐渐形成的，其“技术性”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依附性。一方面，技术性术语仅是“五刑之权衡，非五刑之正律”,律典体系的核心仍是“正律为体”;另一方面，律典体系中大量技术性术语虽然是“正律之用”,但相互之间存在复杂关系，亦有“用中之体”“用中之用”甚至更加复杂的层级、效力关系。     

“语素”说、“词素”说理由评析——兼论汉语语素的分类

对于汉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有人主张叫“词素”，有人主张叫“语素”，各有各的理由；其中持后一种主张者有日渐增多之趋势。其实，这不仅仅是个术语选择的问题，而是同时交织着人们对汉语最小音义结合体本身范围、功能认识之分歧。本文对“语素”说、“词素”说诸理由详加评论，并提出了在清楚区分不同功能、种类的音义结合体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选用不同术语之主张，即：语素＝构词语素（词素）＋构形语素（形素）。     

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管见

与“唯物主义”的术语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用语。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出现的时问比历史唯物丰义理论形成的时间晚得多。那么,“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究竟起于何时何处何人,其含义又是如何演变的?这个问题很值的作历史的考察。     

采：小说发生与古小说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

关于古小说起源的诸多学术观念存在起源绝对化的问题,原因是忽略了对小说发生过程的研究。“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古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其发生相通,故“采”对于古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古小说发生过程,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古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古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这决定了古小说的民族特征及文化成因：内容上“博”、“杂”;在结构上崇尚“小”;创作时持非正统心态。     

采莲探源

“采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常见主题之一。从发生的时间上看,采莲分为秋天的“采莲子”与春夏之交的“采新莲”;文学作品中的“采莲”,多为描绘春夏之交的采新莲。从发生的地域上看,“采新莲”最早产生于古代荆楚“江南”地区,是古代江南地区的端午民俗,以后才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     

说“转语”

“转语”是传统训诂学常用术语之一,始见于西汉扬雄之《方言》。其后,历代学者虽沿用这一术语,然所指多有差异;同时,还出现“语转”、“语之转”、“声转”、“声之转”、“一声之转”、“语声转”等纷杂称谓。这些都使人感到窒碍重重。从传统训诂的实际出发,研究转语这一术语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的演化情况以及它与一些相近术语的不同,进而赋予它在科学的训诂术语体系中规范的涵义与用法,是十分必要的。一“转语”在扬雄《方言》中凡四见: 庸谓之倯,转语也(卷三)。(口阑)哰、謰(讠娄),拏也。……南楚曰謰(讠娄),或谓之支註,或谓之詀謕,转语也(卷十)。     

简析训诂术语“犹”

犹”的作用是把非等义的字词通起来。本文考察了“犹”字的一般使用与作为训诂术语使用时不同的内涵和作用 ,论述了训诂术语“犹”最初的不规范性 ,从而从训诂之角度更深刻地理解“犹”字作为训诂术语的内涵与功用。     

明清音辨书中“假借”的性质——以《问奇集》和《音同义异辨》为例

明清音辨书中常见“假借”这一术语,其涵义和性质与“六书”之假借并不相同,与今人的假借理论也有差异,或指“六书”之假借,或指形体讹误,或指音变构词。本文通过对明代张位《问奇集》和清代毕沅《音同义异辨》二书中“假借”的考察,认为明清时期音辨书中的“假借”不过是一种术语借用,有其特定的涵义。     

论《马氏文通》的复句观

本文讨论了《马氏文通》对“联读之句”和“舍读而独立之句”的分析 ,认为这就是马氏用“句”“读”两术语分析汉语中对应于“泰西文”之“并列句”和“复合句”的句式。“句”相当于“泰西文”之“主句” ,“读”相当于“泰西文”之“从句” ,这已肇后世复句句法研究之先河 ,因而《文通》一书是具有“复句观”的     

蔡元培“中和”思想评析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是近代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贯中西的人物,也是清末民初文化调和论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中和”理念贯穿于蔡元培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之中。     

论晁采、李冶的诗歌创作

中晚唐爱情诗的繁荣肇始于唐大历年间 ,标志是出现了晁采与李冶这两位女诗人。爱情是晁采、李冶诗歌创作的共同主题 ,但前者纯真热烈 ,采用乐府民歌的艺术手法 ;后者诗中充满复杂的况味 ,多采用五言诗 ,擅用移情和烘托手法。     

《采薇》的叙事伦理分析

《采薇》中颇有争议的"如何理解伯夷、叔齐"这一难点,并不是一个现实伦理问题,而应依据小说的叙事伦理来解答。叙事伦理即各种形式安排透露出的伦理维度。小说通过叙事角度的选择与叙事距离的控制体现出对伯夷、叔齐的伦理同情,而由结构上的人物对位与事件对位及反讽表达的是对自周武王至阿金诸色人物的伦理拒斥。与前期同是"易代"主题的小说相比,《采薇》叙事伦理的复杂化既是现实的投射,也体现了鲁迅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进一步自觉。     

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

“苏黄米蔡”之“蔡”究属蔡襄还是蔡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捩是还原“宋四家”的形成过程。南宋时期形成了“苏黄米”并举、“米蔡”对举以及推尊蔡襄的批评传统,这是元人提出“宋四家”说的基础。“宋四家”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引出争议。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的事实。     

蔡元培教育革新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革新思想和实践,使北京大学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其教育革新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这一办学方针的指导下,“五四”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齐集北京大学,各种学术研究团体、革新社团和进步刊物成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北京大学盛行。使北京大学成为了“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蔡元培在“五四”运动这场爱国主义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     

论蔡元培的美育实施观

美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如何在教育过程中得以实施,是一生倡导美育的蔡元培致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为此,蔡元培不仅积极投身美育实践,而且在理论上也给予了较为系统的总结。确切地说,他最终从对象、内容和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了美育实施的系统方案,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美育实施观。这些系统的美育实施方案,对于当前的高校艺术教育工作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汉灵帝时代能否产生《古诗十九首》——以蔡邕为中心

蔡邕是汉灵帝时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鸿都门学的批判,表明当时的创作环境仍处于经学笼罩时期,不可能产生个人体验为中心的文人诗。作为当时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蔡邕自身的诗歌创作并未达到《古诗十九首》的成就。同时,假设《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灵帝时代,诗歌作者不可能遗失姓名,从而得出结论,直至汉灵帝时代都不可能产生《古诗十九首》。     

蔡尚思先生的学术思想

蔡尚思提倡学术争鸣 ,主张争鸣是创新的基础。只讲唯民 ,不讲唯传统。一生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 ,尤其对旧礼教的批判是其思想的特色。他一生反封建 ,把思想寓于学术研究之中 ,道德文章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蔡元培体育教育思想论析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是我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和楷模。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造就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思想具有进步意义,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延伸,对当今学校进行“健康第一”和素质教育改革都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