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抵抗与亚洲的主体性建构——伊藤虎丸和竹内好关于中日近代化的比较性思考

伊藤虎丸继承了竹内好等人对于过去的日本所进行的亚洲侵略的自我反省的态度,吸收了竹内好的＂文化＂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在不失其本来精神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思想与理解加以补充或阐发,并置于思想史的语境中加以比较,从根本上思考鲁迅及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意义,使竹内精神在伊藤思想中获得新意和新的生命。     

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进程

创造社"社团"研究走过了萌芽、奠基、发展、沉寂与兴盛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政治、文学与市场不同视点的聚焦。在郭沫若、郑伯奇等创造社同人及其他创造社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社团研究已走上了经典化历程,出现了郑伯奇模式等难以逾越的成果。创造社"社团"研究经典化的历程,为剖析文人、社团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提供了绝好样本。     

文科学长郭沫若的创造社“中大版”

四川乐山人郭沫若（1892-1978）一生曾经写下了110万字的自传，其字数之多、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新文坛之最。1996年列入江苏文艺出版社“名人自传丛书”的《郭沫若自传》，则只有21万字。还好，这本书叙述郭沫若1926年前往国立广东大学就职的情形，不仅脉络清晰，而且生动传神。我们先看以下这段：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过程考述——兼论后期创造社五位主力新成员的入党问题

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在1928年上半年进行的＂革命文学＂论争,涉及到了一系列复杂且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一论争的面目长期以来都模糊不清。通过考察这一论争的经过,对＂革命文学＂论争发起阶段的具体情形,比如中国共产党与这次论争的双方在最初的互动,可获得更确切的认识。     

浪漫的变形——创造社与“为艺术的(而)艺术”文学观念之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认为前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虽然深受西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这一文学观念的影响 ,但他们并未全盘接受这一观念 ,而只是与其产生了局部的共鸣 ,即在艺术发生学上坚持“为艺术而艺术” ,但对艺术产生后所具有的社会功利作用却积极认同。这就使前期创造社与西方唯美主义有了根本的区别 ,创造社是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观念进行浪漫的变形后 ,借以表达对艺术特性的重视 ,要求艺术表现的自由     

文学“艺象形态”性的起源学考察

针对占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所提出的“艺象形态”论,可以通过儿童心理研究、神话研究、民俗学研究、原始部落文化研究与原始艺术考古研究,从起源学的角度得出艺术思维是一种象性思维的结论,这说明,将文学定位于“艺象形态”具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     

论创造社向“五四”文学的两次挑战——创造社与“五四”文学关系新论

创造社在本世纪２０年代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论战,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创造社挑起论战的动机及以社会运动方式组织文学运动的负面效应。创造社正是在向文学研究会的挑战中,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反抗“偶像”的精神,当然这种带有“行邦意识”的挑战行为,也不可避免的有着消极作用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     

“新论”之“新”——评《郭沫若研究新论》

郭沫若作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一生著述甚丰,且卓有建树。其深远的学术影响广及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郭沫若研究从上世纪初发轫,经过了百年的长足发展,已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也不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郭沫若构筑的学术文化高峰,蕴藏太过丰富,迄今为止的研究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未能囊括他的全部。可喜的是,新近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新论》(秦川著,社会     

日本学界“外地日本语文学”论述的批判性考察

“外地文学”一词在近现代日本历史语境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日本学者岛田谨二使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当时在台日人的文学书写,而对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学写作采取无视或抹杀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重启“外地”概念,“外地日本语文学”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外地日本语文学”试图打捞那段被遗忘的过去,为无法纳入国别文学考察范围的创作建立新的框架,打开重写日本文学史的新空间,有一定学术史意义。但目前的“外地日本语文学”研究往往止步于经验的重提,缺乏历史反思,有的甚至在理论立场上退回为日本的殖民历史辩护,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     

文学研究的知识问题考察

文学研究需要在某种知识平台的基础上进行.当文学研究关注对象、剖析对象时,对于对象已经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规定,文学研究就是在这种规定的范围之内来看待文学,提出关于文学的各种认识.文学知识作为设定的规则,它相当于建立一套公理系统,达到形式上的完备.文学知识作为对无意识领域的认知,涉及文学创作与接受中可能有无意识的因素,而一般的学科知识往往忽略无意识的层面.文学知识具有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性质,文学知识是整个社会与文化中知识权力话语的一个方面的体现.     

对中国“燕行录”研究的历时性考察

中国的“燕行录”研究已经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燕行录”研究主要包括文化价值研究、总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五个方面;“燕行录”研究中,中、朝、韩的研究各有侧重,因此,今后需要进行系统的、带有具体问题意识的研究.此外,新的视角和方法的革新也非常迫切.     

日本的“回儒”研究

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在1925年发表的《明末清初的回儒》文中,介绍了明末清初的“回儒”的略传及其“回教文献”,对“回儒”名词给予最初的解释。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回儒”概念出自于当代学者之手,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位学者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笔者为了尝试弥补此方面的学术不足,在本文中,初步把日本的“回儒”研究作为对象,以“回儒”概念的提出之问题、桑田六郎及其“回儒”研究、“回儒”研究的＇-3今动向等几个内容来进行了概述,并加以简单的评价,是为了今后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回儒”概念做初步准备工作。     

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以“三礼”为代表

先秦礼学与中国早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着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与文化内涵;“三礼”文献作为先秦礼学的代表之作,更是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这种复杂的内在渊源,具有一般儒学经典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厘清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视闽状貌,将有助于厘清诸多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来源,显现其中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礼学史价值,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宏富视野,加强以“三礼”文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

综观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为发展期,相关文学作品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战后”以来为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海洋”因素融入其中.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     

被“自定义”的文学——透视“文学本质”的虚构性

"文学本质"的神话已经显露出其虚构的"本质",各种阐述"文学本质"的文学理论无非是主观地"自定义"着文学。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给予"自定义"以合法合理的地位,既符合文学研究的历史实绩,结束困扰和纷争,更能给我们对繁荣而共处的文学未来的希望。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反思与重构——以“现象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成语境的复杂性,形塑了诸多非规约性叙事现象,超出既有理论阐释框架。在当前的民族文学研究中,理论先行,现象验证的自上而下式研究范式仍占主导地位,理论与现象间两张皮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返回现象并从中寻求地方性知识建构方式,是后理论时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并符合民族文学自身特性。     

比较语境与中国文学研究的自我意识——徐复观文学研究的本土性诉求

徐复观力图在比较语境中对古典作出现代的阐释和研究,但他反对用西方的文学体系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他强调文学研究要走出进化论的观念,采取历史的整体视角.他认为,要以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为脉络来建立研究的基点,而避免那种以西方某种理论概念为先在体系的研究方法.基于这种学术的自我意识,他提出了中国文学的实用性,将其作为传统文学的主要特征加以表彰,从而构建出与一般从纯文学角度出发建立的中国文学史观念.     

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

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如量子纠缠般难分难解。这既是文学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文学经典长盛不衰的重要前提。然而,近现代以来,文学思潮纷纷攘攘,批评理论前仆后继,尤其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争”显示出彼此龃龉甚至相互排斥的态势,文学的常数或常识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既是人类社会加速度发展的明证,也是众多复杂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如何辩证分析变数与常数、“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早已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文学是加法,其变数不能否定常数,正如我们不会因为有了现当代文学而否定古代文学,我们当然也不该因为有了现当代文学理论而忘却古典理论,尤其是母体文学原理这个本来。辩证地、平衡地守护常数、洞察变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重构文学原理的基本立足点。     

超越建构与解构——“文学语境批评”中的辩证主体

文学语境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它指涉着一种围绕文学作品的周边场域,在场域之中文学创作、文学阐释和文学文化等融为一体。文学语境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之中呈现出建构与解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其一是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是以作家和接受者为主要理论维度的文学语境,像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和巴赫金的“对话”语境;其二是解构性的文学语境,体现于无主体的无边语境,像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达和卡勒的无边解构性文学语境。解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主体早已被解构得无影无踪,而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不仅没有抹去语境的主体维度,反而在理论中明显地将主体凸显出来。但是,建构性文学语境和解构性文学语境同时具有无边界性,这种困境可以从维索尔伦的“语境永久协商性”理论、二律背反思维和“语言与文本”差别性分析三个方面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