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族志电影中的仪式叙事--以《赛德克?巴莱》为例

从事文学人类学的“仪式”研究,自然会首先注意到“文学与仪式”的内在关联。从20世纪文学批评中的神话--原型批评派的实践与英国的仪式学派（又称“剑桥学派”）的渊源关系上,就可以得知大概。民族志电影作为一种主创人员通过人类学视角创作的叙事文本,其中的仪式叙事有其重要的内涵和价值,但易被研究者忽略,本文即是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以电影《赛德克?巴莱》为例,浅析其贯穿影片的仪式叙事,揭示其深厚的文化意义。     

物的社会生命?——莫斯《论礼物》的解释力与局限性

拉德克利夫-布朗(布朗)1906年开始在安达曼岛人当中从事人类学调查,16年后(1922年),发表了其一生惟一的民族志作品《安达曼岛人》。遵照当时的民族志体例,布朗分门别类,从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与巫术、神话传说等方面,呈现了一个原始部落的社会生活面貌。他是一位主张“体系化”的人类学家,但他没有忽略细节,反而以细节堆积出体系。他所缺乏深入思索的是,体系与细节必定存在矛盾。他将细节放在民族志体系内部,使细节屈从于民族志的整体呈现,如此,细节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比如,对于当地的好客习俗,布朗为了整体的完整,在述及当地社会组织…     

《社会学研究》2006年总目录

题目作者期号论文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赵鼎新(1)市场转型与下岗工人谢桂华(1)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佟新(1)实质民主与形式自由———对蔡元培民初教育思想的一种知识社会学解读熊春文(1)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高柏(1)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陈庆德郑宇(1)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高丙中(1)“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金一虹(1)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     

反思“始终局外人”：伯明翰学派青年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论探析

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关于其方法论中的民族志,一直存在争议。通过批判文献阅读和比较分析,从伯明翰学派青年文化研究的代表文本来看,其研究工作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而非严格的参与观察。这种"始终局外人"的民族志书写方式,就思想史而言,可以归因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立场、新马克思主义对理论的辩证态度、英国本土文化主义与欧陆结构主义思潮的矛盾。然而,在批判性青年研究的框架下,如何结合经验性的描述和理论性的分析,仍是研究当代青年问题面对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伯明翰学派出身的民族志学者威利斯的文化分析方法,可供借鉴。     

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第三种文化的视角

我打算讲的这个题目,其实还受到你们这里一位老师、我的朋友、哲学家陈嘉映的影响。两个月以前,我们邀请他到浙大来进行一次“经济学与哲学”的对话。在那次对话中,他提到从哲学角度看,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第一种文化是自然科学的,第二种文化是人文叙事的,它们之间长期争论不休。当时,我补充了一句,指出现在西方学术界提出的“第三种文化”。不过,因为这一话题与我们当时的对话不甚相关,我就没有具体谈第三种文化的视角。这一次,许纪霖教授邀请我来做一个报告。我觉得应该把我的报告题目与“第三种文化”的论域联系起来,这样,就有了现…     

《瓦尔登湖》中梭罗叙述者的双重角色及意识的两难困境

梭罗的《瓦尔登湖》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在叙事中发生了分化,具有了双重角色,即"叙述者的我"和"旁观者的我"。作品文本中两种相驳斥的语气并存,两种立场和两种思维同在,意识活动处于两难的困境。这些皆与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文本写作风格有密切关系。     

没有历史的民族志——从马凌诺斯基出发

马凌诺斯基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志方法的奠基人。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仍然遵循马氏的基本准则。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对人类学家的自我身份及其专业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而功能主义人类学也在后继者那里得到了修正,但是,现场的主客互动依旧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在人类学走进文明社会后,文献成为田野作业里重要的补充。不过,笔者认为,其实只有田野研究中对于文献的利用,不存在所谓"走进历史田野"之说,历史民族志仅仅是文献而已,其现场感是"别人的",并非使用这份民族志的人的,而作为当事人的作者没有将其当成"历史民族志";真正的民族志是要有主—客面对面互动的、有切实的伦理问题的。     

让自己和他相像

有句话说得很经典,人最欣赏的,一定是自己。一个有效的例子是,上帝在造人时,模仿自己抟土做人。为什么这样,说起来很复杂,但简单的是,我们在与他人的现实交往中,完全可以把这当成有效的交际指南。 与人交往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因此一种平等融洽的氛围就相当必要。在交往的氛围系统中,以下两个元素最为重要:我和他。 先说“我”。 因为交往的陌生性和交往对象的差异性, “我”在与人的交     

论叙述频率的艺术表达效果——以余华作品为例

先锋派是自80年代中期崛起以来,便形成将叙事本身作为审美对象的共性,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余华作为先锋小说作家中最具实验色彩和艺术个性的代表人物,在探索小说的叙事技巧的形式上做出了极大的创新。灵活运用文本话语与故事内容之间的关系,制造有意味的重复,创造有节奏的叙述频率,把余华的作品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共识型工人的生产--从新制度主义框架看布洛维的《制造共识》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y)这样说道,“我的重点是希望对社会学转向批判的方向作出一点微贡献”。“希望将工作现场的观点带入学术之中,或许我们可以从底层点发展出我们对于未来的另类想像”(Byles,2001)。这是他学术生涯坚持的信念。在进入工业社会学领域后③,他的第一步(1974年)是进国芝加哥的一家机械工厂,这家工厂在30年前曾经是民族志学者罗Donald Roy)的研究对象。根据这次工作经验,布洛维在1979年出版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Consent)一书,该书很快成为劳动过程研究威性著作。在书中,面对工人…     

一次特殊的危机干预

“邢老师，我是杨某。” “你好，杨某，什么事？” 回家途中，我接到帮教对象杨某的来电。从对方急促而焦虑的声音中，我感觉到他情绪很激动，便立即通过语音传递出关切。     

“忧官”与“喜官”

据《旧唐书·文本传》记载,唐人岑文本被皇上任命为中书令,回家后,却一脸忧色。他的母亲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如此不高兴,他说：“我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贡献,却受到如此重用,责任重大,怎么不忧惧呢?”亲朋好友前来恭贺他,并劝他可趁此机会多置些产业,他却叹息道：“我原本是南方的一介平民,以前仅当过一任县令,靠文墨官至中书,无汗马功劳,已使我感到很是危惧,且眼下俸禄已经很多了,还谈什么再营造产业呢?”言毕,所有人无不都感     

大共同体?小共同体?——评秦晖的“从大共同体本位走向市民社会”

本评论是针对秦晖教授的一次讲座而写的。讲座的主题为:大共同体本位与中国传统社会。秦晖这次讲座的文本依据是他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一篇论文,题为:《“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以下简称“奏文”)。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秦文所谓的“大共同体”指称的是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大共同体,而非人们谈及中国传统伦理时通常所指的家族这一小共同体。在近现代,传统的“大共同体本位”价值诉求则在救亡意识的驱使下,以国家主义的面相传承至今。秦晖在讲座中透露了这样一种思想主旨,即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民族-国家价值诉求,这一价…     

老舍：出国带上暖水瓶

老舍素以“边饮茶、边写作”而著称于世。夫人胡絮青曾回忆说，早在济南、青岛和重庆时期，他就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常住北京后更是嗜茶如命。他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啤酒等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了”，可以说饮茶与老舍先生的生命水乳交融了。     

论当代小说中的“性爱”叙述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构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20世纪初期和末期中国社会出现两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而由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引发的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又毫无例外地被转述到纵情“声色”的文学创作中。中国当代小说的性爱叙事中有一个性描写逐步趋于大胆、性观念趋向多元化和性的本体地位逐渐确立起来的过程，产生这些变化的重要基础在于对“人”的表现在文学中逐步受到重视并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人的主体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和突出；而通过对性爱叙事演变过程的研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人对待现代性问题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态度。     

只是我们碰巧相爱

爱过一个男人,他柔情蜜意地跟我说:“其实,我给了你很多自由。”那一刻我只好微笑着提醒他“:我的自由是我的,用不着你给我。”在爱中,人们常常渴望他人为了你的自由而     

心理空间视域中对《鸽翼》文本的叙事研究

运用吉尔斯·福康涅(Gilles 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对亨利·詹姆斯的《鸽翼》文本的叙事特点进行研究。福康涅的心理空间理论又称概念整合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是心理空间理论的发展。概念整合是指把来自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有选择地提取其部分意义整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概念结构的一系列认知活动。在心理空间视域中以文本的叙事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为切入点,旨在分析詹姆斯通过人物心理空间来进行叙事,并实现了对传统叙事时间和空间的超越。     

青年"丧"文化的话语生成和情感实现

将网络"丧"文化的创造、传播和解读放置于青年话语形成的整体脉络中进行分析,通过文献梳理和民族志访谈的方式来收集和提炼素材,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文本建构上,不同形态的"丧"文化表达均运用了与主流叙事相分化的逻辑和修辞,语言上呈现出反讽和自贬的意味;在认知结构上,"丧"不等同于青年的真实状态,"丧"文化的情绪表达与实际操作之间形成了不协调、不一致的反差;在心理动机上,"丧"文化反鸡汤的自我嘲弄实际上更偏向一种网络叙事,是青年群体为逃避或减轻现实压力所创设的一处临时场所;在情感认同上,"丧"式表达在互联网空间里的流动使得面临困境的青年人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成为一种认同塑造与解构的方式;在影响机制上,"丧"具有反向赋能的积极意义,能让青年人认清处境、感受危机、重新崛起,甚至激励成功。     

浅论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局限性

作为对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记述的民族志,从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到反思民族志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基础。民族志是在不断的反思与批判中发展,不断的改进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但在研究过程中也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试析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的文本肌理结构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虽然属于典型的历史叙事作品,但是并不能由此说明转喻的文本构成模式在作品中占到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受中国古代历史意识"通""变""具象思维""情感介入"四个方面特点的制约,史传文本中的隐喻和转喻两种文本肌理形成了平分秋色、相得益彰的局面。通和变的史观决定了历史叙事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的转喻,具象思维和情感介入生成了历史叙事在形象和审美关系上的隐喻。最终解释了史传文学具有文学与史学二重性质的深层原因是隐喻与转喻两种话语生成肌理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