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整合:犯罪原因论发展路径的选择

从发展历程上看,西方犯罪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我国犯罪学中的犯罪原因论在经历了早期的繁荣之后,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西方犯罪学中,就如何发展犯罪学理论出现了证伪与整合的路径之争。我国的犯罪学从一开始就讨论整合的问题,造成了犯罪学研究中犯罪原因论发展的困境。证伪与整合的方法应该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就犯罪原因理论研究来说,应该提倡"片面而深刻"的证伪研究路径;而对于厘清犯罪学理论和面向治理犯罪而言,整合是必不可少的方式。     

犯罪概念新论

刑法学和犯罪学对犯罪概念的研究是割裂的和落后于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不但影响了学科对话,而且使学科建设和发展陷入瓶颈。犯罪概念是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追求跨学科的、统一的犯罪概念是不现实的。通过犯罪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出刑法学与犯罪学的正常关系应该为：在犯罪学领域,犯罪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价值属性,体现在对其行为及后果的测量上;在刑法学领域,犯罪是一种规范性事实,是对作为社会事实的犯罪做出的规范上的价值评价,体现在对犯罪的处置上。     

当前我国犯罪学本体发展的反思与抉择

我国犯罪学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以及应用价值等学科基础性建设上存在的结构性缺位,是犯罪学学科本体建设上的先天不足,并已成为犯罪学发展中的隐患。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犯罪学的研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治理的紧迫需要,也使犯罪学界有了紧迫的危机感。所以,近年来犯罪学界为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对我国犯罪学学科现状的审视、反思,也是犯罪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本体性建设的考量,这种反思和考量是学科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在当前,犯罪学应克服本体研究的松散状态,建构清晰的本体建设发展目标。梳理学科本体研究,分析我国犯罪学学科本体存在的问题现状,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从学科的层面认识和把握对犯罪学发展的路径抉择。     

犯罪学视野下的犯罪概念初探

犯罪的概念是犯罪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它是犯罪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只有对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做出一个科学、明确的界定，才能更好地开展对犯罪学基本理论范畴如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等问题的相应研究。而对于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科学界定需要建立在上位概念的澄清——犯罪学中“犯罪行为”之范围的界定及其价值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     

刑法学之外的犯罪学属性界分

传统犯罪学在我国一直处于刑法学的附属地位。在学科属性上,犯罪学被视为刑法学的下属分支学科;在研究对象属性上,犯罪学的"犯罪"被认定为刑法学的"犯罪"。但是,犯罪学远远超越刑法学所确立的范畴或刑法学无法完全涵盖犯罪学的全部内容,二者并非包容关系。从本质上来说,犯罪学有其自身的属性,即犯罪学在学科属性上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法学,其研究对象是犯罪社会现象而非犯罪法律规范。因此,在刑法学之外作出犯罪学本身的属性界分有其特定的恰切性。     

新中国犯罪学的创建背景、发展阶段、特点与主要任务

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新中国创建,经历了否定、复苏与深化阶段,并逐渐成熟。它既研究犯罪行为,更研究违法和不良行为,认为犯罪是特定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从人的存在去研究人的意识,从而庄严宣告犯罪是可以预防的,人是可以改造的。因此建设学科的理论体系,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犯罪的有效途径,完善治理犯罪的方针、政策和法律,建立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则成为我国犯罪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     

犯罪概念的理性分析——兼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学科关系

:犯罪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必须建立起专有的话语体系。犯罪概念是专有语系中的最核心要素 ,统一概念是学科独立的重要前提和任务。从动态角度分析 ,犯罪概念的发展过程 ,是逐渐由绝对化走向相对化 ,这一变化也反映了犯罪学在处遇刑法学的态度上的转化 ;从静态角度分析 ,在犯罪学学科独立过程中 ,一方面犯罪概念明确化对学科独立和展现学科特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 ,概念的模糊从一定程度上而言 ,也是犯罪学在理论体系初建时期的需要。刑法学与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不同 ,犯罪学需要在澄清二者异同的前提下 ,适当取舍刑法学的犯罪概念 ,才能有助于概念的统一。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需借鉴刑法学的理论 ,但最终应当定位于最广义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     

我国犯罪预防理论有效性的检视与发展进程

在犯罪学的不断发展中，犯罪预防的有效性这一课题在国际犯罪学领域日益成为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从犯罪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理论的有效性乃至生成坚定的理论工具仍然是犯罪治理模式的重要基础。通过对犯罪预防理论和策略的检视可以发现，即使在国际犯罪学界，对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的理论研究也并不如对犯罪原因的研究那样清晰一致。我国犯罪学更出现了在犯罪预防理论和策略上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因此，对犯罪预防理论的有效性检视，将使犯罪学在“什么是有效的？”这一方法论所衍生的理论和知识中受益，最终推动犯罪预防的发展进程。     

从传统犯罪学到数字犯罪学的代际更新

在数字化时代，犯罪学的研讨主题从“城市吸引犯罪”演变为“网络吸引犯罪”，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成为全新理论要素，犯罪的平台治理模式崛起，看门人规则为之提供了体系化的制度依据。在域外，理论界明确提出数字犯罪学的学术标签，以犯罪学智识助力数字社会的秩序重建成为时代主题；在国内，数字犯罪学依循着基于平台生态系统的系统论路径，通过在线控制的信息论路径以及基于看门人规制的控制论路径风靡云涌。数字犯罪学研究有力回应了传统理论对新型犯罪解释乏力的失语困境，一跃成为当下最有活力的研究方向。今后，数字犯罪学应进一步重视对新型犯罪及网络黑灰产业的现象洞察、对传统犯罪学的传承与发展、看门人规制的适用及其问题、平台治理的价值权衡等重大理论问题。     

西方环境犯罪学:理论、实践及借鉴意义

作为新兴的犯罪预防理论,环境犯罪学是西方发达国家犯罪预防的主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犯罪的发生与行为环境——场所、时间等机会存在密切关系,主张改善微观环境以预防犯罪。环境犯罪学所依据的理论虽多,但其基础则在于理性(合理)选择理论。而与理性选择基础理论密切相关的的核心问题,则是机会减少论与人性论。环境犯罪学在欧美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其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我国的犯罪学研究与犯罪预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对“唐慧案”的反思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多年实践中凸显出其存在众多弊端.“唐慧案”折射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适用程序等方面均存在不合理之处,停止使用劳动教养制度并对其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劳教制度的合理发展方向应当是保安处分化,结合我国社会现状,应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形成法院决定→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监督的合理系统,使其成为刑罚的有效辅助手段.     

劳教事由类型研究——基于劳教案件的实证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废止劳教制度后,对于轻微违法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已成学界热点。我国1991—2012年间的劳教案例的数据分析表明,实践中的劳教制度虽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功能亦由最初的矫治为主向惩罚为主异化,但劳教制度在惩戒、教育矫治、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明显。因此,后劳教时代立法宜延续劳教制度的基础功能,并把握好教育矫治和惩罚违法之间的度。     

关于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可行性研究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的独创。其四十多年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劳动教养这一行政强制措施 ,也已逐步演变成为一种与对罪犯进行强制劳动改造相提并论的法律制裁手段。在其演变过程中 ,有关劳动教养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不断出台 ,并出现了与法律相抵触和在执行过程中被人为扭曲的现象。本文从这一制度的立法性质、法律冲突、量罚幅度、救济程序和适用局限等五个方面 ,论述了该制度违法性 ,进而从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际人权斗争形势的需要的角度 ,提出废止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 ,文章又对这一制度存在的体制原因做了初步探析 ,还对这一制度废止后 ,如何从立法上做出相应的补救措施 ,以增强公安机关战斗力 ,维护社会稳定 ,提出利用现有的刑罚资源 ,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条款的立法建议。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人权保障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方面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因其内在的固有缺陷对公民基本人权也造成一定的侵犯。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不仅与我国宪法法律的人权保障要求相背离,而且也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相冲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犯罪统计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犯罪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科学以统计为基础,犯罪统计是犯罪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国犯罪学理论研究的不发达与犯罪统计研究的落后有关。加强对犯罪统计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犯罪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犯罪学研究方法的路径选择--对当前我国犯罪学研究现状的审视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科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工具。犯罪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对研究方法具有特殊的要求。目前我国犯罪学研究步履艰难甚至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上欠缺科学性,同时无法将理论研究和实用价值与实践有机结合。为此,认清形势,努力进行犯罪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改革,成为当前实现犯罪学研究发展质的飞跃的关键。     

劳动教养制度重构的思考

我国特有的劳动教养制度,因其立法上的粗疏,一直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质疑。但如果简单地废除该制度,又会使我国的法律制裁体系出现空档。因此,现应从立法上进行重构,将劳动教养的性质定位于行政处罚;改变现在的适用对象,同时设立“劳役抵债”制度,一并纳入劳动教养;法定审批机构和程序,将劳动教养委员会改良为仲裁委员会模式,比照简易诉讼和仲裁方式进行行政审批;改革管理方式,实行开放式管理,设立脱逃终身追究等防范措施,充分体现劳动教养的行政性,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价值。     

劳教制度废止后的被劳教行为分流处置——从犯罪实质概念以观

劳教制度改革的难题在于其废止后,被劳教行为该何去何从?破除该难题需审视我国犯罪圈的划定,而其关键在于犯罪实质概念的重构。犯罪的实质概念应为危害社会并应受到处罚,且该处罚的严厉性达到了需要刑诉程序保障程度的行为。劳教制度废止后被劳教行为的分流需在犯罪实质概念指导下进行:先进行规范清理,将尚未被废止但实践中已不再适用的予以剥离,再经三个层次的筛选将余下的被劳教行为分别划入犯罪圈和行政处罚圈。     

和谐社会轻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重视轻罪的妥善处置,树立宽严相济、宽缓为主的理念以及惩罚与矫正相结合、重在矫正的理念。我国现行轻罪刑事政策存在一些明显不和谐的因素,包括劳动教养制度以行政处罚之名行刑罚之实;过于倚重监禁刑,社区矫正刑太少;自由刑的执行重惩罚和隔离,轻教育改造。应当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予以完善：从立法上实行重罪和轻罪的分类;从根本上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保安处分性质的《违法行为矫正法》;立法上完善社区刑罚的设置,司法上和刑罚执行上提高社区刑罚的适用率;建立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我国实践十多年的社区矫正工作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科学合理设定社区矫正机关,规范程序,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体系,提高教育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社区矫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