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酷刑

酷刑与人性有密切联系,是对人道的背弃。酷刑涉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层面,涵盖了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领域。酷刑是对刑的道德或法律评价。中国的酷刑,历史久远,种类繁多,形成原因复杂。对酷刑的审视,有益于刑的人道化、轻缓化。     

《古代汉语》文选注释商榷

由郭锡良等编写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是一部较有影响的古汉语教材,本文试就该书部分文选注释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商榷请方家读者指正。一、刖刑《晏婴论季世》:“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注释:“春秋末期齐国贵族为了维护腐朽的统治,用酷刑镇压人民的反抗,使很多人遭受刖刑(砍掉左脚),所以市场上形成‘屦贱踊贵’的异常现象。”(该书上册一四五页)今按:这里将“刖刑”解释成“砍掉左脚”,大误。如所周知,“刖刑”乃古时一种酷刑。《说文》:“刖,绝也。”“刖刑”就是要砍掉人的脚。《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韩非子·和氏》记载卞和献璧给楚厉王,“王以和为     

《尚书·吕刑》刑法思想刍议

《吕刑》是《尚书》中专门谈论刑法的一篇著作,以周穆王诰谕的形式颁布。著作中针对苗民酷刑,提出了慎罚明德的刑法指导思想;规定了量刑定罪的原则,其中包括“罪疑有赦”原则,“上下比罪”制度,对量刑要具体分析等;提出了较完整的“祥刑”体系,并对诸侯执政有所要求,成为中国古代最为完整的刑法体系纲领。     

蒙古法宽容性的现代价值及启示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重刑和酷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维护阶级统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到更高的层面,现代刑罚的宽缓化成为新的发展方向,这种改革也是在国际刑罚改革发展浪潮中的合理选择。元代的刑罚制度用罚畜刑等项目折抵刑罚、减少死刑的司法思路,符合现代刑罚宽缓化的价值取向,这些宽容性措施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刑事司法的和谐理念,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和谐以及社会的和谐。进一步思考元代刑罚制度的宽容性,以期对中国现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死刑中替代刑的运用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存在着替代刑的运用问题。替代刑在死刑中的运用受到每个时代的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替代刑，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替代刑的种类与每个时代社会的需求与目的有关，整个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的替代刑在总体上又受制于整个死刑制度的制度设置与目的需求。先秦时期主要是流刑与赎刑；秦汉时期是迁徙与宫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徙流；隋唐时期是加役流、配流；宋朝时期是配隶；元明清时期是充军与发遣等。替代刑的发展体现着中国古代整个死刑制度及刑法制度的变迁。     

从野蛮到文明:《反对酷刑公约》的机理与要求

20世纪以来,酷刑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我国一贯反对酷刑,在刑事立法上把反酷刑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不完善,实践中施用酷刑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作为《反对酷刑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有责任在刑事司法等领域做出更进一步的改革,力求禁绝酷刑行为。     

秦汉磔刑考

磔刑是秦汉时期的一种死刑。磔的本意是裂牲,是指在宗教献祭仪式中杀牲祭神,后来演变为一种割裂肢体、挖出内脏的酷刑,用于惩罚群盗等重罪。通说以为磔刑是处决后暴尸或以马车撕裂受刑人的肢体都是错误的。后世的凌迟保留了割裂肢体、挖出内脏等裂牲的基本方法,当是由磔刑发展而来。     

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是由其伦理法哲学所决定,并为其伦理政治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德刑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司法哲学基本上可以归诸其伦理政治哲学应用之范畴。从明德慎刑到德主刑辅,从德本刑用到明刑弼教,都是在政治统摄司法的条件下,而成为其时之司法哲学的。由此所衍生的亲亲容隐、恤刑慎罚、振冤恤滞、则天重伦等具体制度,既是伦理司法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政治的通达渠道。鉴于其伦理政治的固有价值取向,反暴政、反酷刑、重人伦、尚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的主流价值。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积极因素当为人民司法的现代转型有所汲取和借鉴。     

"示众"——小说《檀香刑》中的看客心理分析

莫言在长篇小说《檀香刑》中,通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所遭受的残酷无比的刑罚,和鲜血淋漓的受刑场面的描写,把隐藏于人们心灵之中的看客心理进行了更为细致和深刻的展示;这其中有看客麻木而"兽性"的欣赏,有统治者自行取乐、渲泄淫威的病态表现,有对被征服者肆意的羞辱,刽子手扭曲的心理展现,使这一民族劣根性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莫言通过对酷刑实施过程中看客病态表现的解剖,将扭曲的心灵与民族历史相连结,揭示了古老中国的历史图景,也表现了作者蕴藏于内心的"人性关系".     

古代帝王们的特殊嗜好

“人君生当谨嗜好”。中国古代皇帝乃一朝天子，往往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都有同样的爱好：女人美色、打打杀杀、施行酷刑。但有的皇帝的爱好就莫名其妙，极其怪异。今天要说的是帝王爷们女人、打杀之外的特殊嗜好。     

"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构建

"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     

诉讼法角度抑制酷刑对策论纲

刑讯逼供是我国酷刑行为的典型存在方式,所以,遏制刑讯逼供是消除酷刑的关键环节。遏制刑讯逼供,要深入研究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现状、原因。现阶段应当进一步确立无罪推定等诉讼原则,确立物证本位主义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律师在场、讯问时录音录像等相关制度,加强诉讼行为理论研究,构建程序性裁判机制等多种途径,来实现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全面控制,为消灭酷刑这一国际义务做出努力,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薄力。     

刑讯根源之功能与文化探析

刑讯逼供是现代社会司法中存留的酷刑之典型表现,它是对人类固有尊严的践踏,是对法治的公然挑战。刑讯逼供之所以在现代司法中根深蒂固,除相关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外,负载显示权力运作之社会功能是其现实的背景性原因,无“个体”与“自我”认同的传统法文化精神的浸润乃其内在的根源。     

中西文学妓女形象的文化分析比较

中西妓女同样以神巫文化为起源,后逐渐被男性社会剥离了神性外衣,商品化为国家财富的来源。为改变非人的境遇,中西文学中的妓女,走着不同文化的自我救赎道路,展现出不同的伦理追求和审美情趣,反映出男权社会对女性制度化的摧残,暴露出社会伦理制度极具欺骗性的虚伪本质。     

试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传播的法律理念

中国古代文学家因其特殊的社会生存状况,使他们在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涉及法律问题时,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既希望法律惩恶扬善保护自己,又抨击执法不公和苛毒,却从未有对当世法律强烈的反叛情绪和彻底否定的精神。对儒家价值体系的绝对遵从和对严法酷刑的彻底惧怕,使他们的作品最终传递出惧法、重法和守法的理念。     

“熬煎”考释

结合明清小说中的用例,解释了《红楼梦》中＂熬煎＂一词的不同义项。认为无论是表示＂忍耐＂,还是表示＂烧煮＂、＂烦恼＂、＂（被）折磨＂、＂痛苦＂,都有＂折磨＂的意味在里面,这个＂折磨＂多数是心理上的,也可以是生理上的。     

华侨抗战：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诠释

立足于中华民族精神视角,在透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爱国华侨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斗争历史的基础上,高度赞颂了远离祖国、侨居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以其拳拳报国之心,用自己的誓言、行动、鲜血和生命,深刻地诠释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民族抗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精忠报国精神、不畏强暴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英雄气节和崇高品质,从而揭示了海外赤子在拯救中华民族危亡、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女性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史记·吕太后本纪》新解读

司马迁作《吕太后本纪》的旨归 :不是着意刻画一个凶狠、狭隘的女主形象 ,而是揭示像吕后这样的女性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 ,以求达到鉴今的目的 ;同时指出司马迁对吕后精神世界的审视有其自身与历史的局限性 ,探索了隐藏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心狠手辣的表象背后的吕后的精神世界。     

一战赴法华工中的“黑号”

由于英、法军事部门的残酷统治及华工群体内部的“痼疾”导致了一战赴法华工中产生了大量“黑号”。旅法侨界为了维护侨界良好的“中国形象”一方面加强了对旅法华工的道德教育力度,另一方面积极谋求法国政府在侨工管理制度上的变革,以图消除“黑号”产生的根源,但以失败告终。而由于“黑号”的不良影响及法人的恶意扭曲,华工的整体形象也发生了蜕变。     

文化的盛宴——论《檀香刑》的文化意蕴

《檀香刑》是一部文化意蕴异常丰厚的长篇小说,但自出版以来,却存在着严重的狭隘阅读的现象。人们无论是赞美它,还是批评它,基本上都拘囿于莫言对酷刑文化的神奇想象与醒目描写上,而忽视了小说对其他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展现。其实,除了酷刑文化之外,暴政文化、侠义文化、民间戏曲文化、面子文化、饮食文化、性文化、孝文化、广场文化、看客文化、小说文化以及中西方文化的碰撞,都在小说中有深刻而独到的表现。它不啻为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展览、演出、碰撞、交流、联姻、融合的饕餮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