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纪行赋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纪行赋是中国文学悠久的行旅文学传统在赋体中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具体的赋家赋作,总结纪行赋的一般模式和艺术特色,将纪行赋与其他类型的骚体赋进行比较,研究其在赋史上的意义,并从纪行赋的诗性特征入手,揭示纪行赋的诗史价值.     

汉代纪行赋中天气的表达和意义

天气进入中国古代文人的视野由来己久,它出现在诸多题材中,尤其被纪行文学施以浓墨重彩。从《诗经》《楚辞》中涉及行旅的篇章到汉代的纪行赋,形诸笔端的风霜雨雪有着清晰的演变脉络。其一是从浮泛抽象嬗递到真切具体;其二是从以哀景衬乐意过渡到以哀景写哀情。这种文学现象既是历史时期气候条件恶化所致,也是纪行文体征实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行文中天气隐喻的需要使然。其中的天气隐喻体系又为情绪升降的表征、政治形势的比附、沿路氛围的营造而服务。汉代纪行赋在识史和补史价值之外,兼有首次在文学史上将天气描写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契合的坐标意义。     

汉魏六朝纪行赋论略

纪行赋是汉魏六朝赋的一大门类,滥觞于《楚辞》中的《涉江》《哀郢》。第一篇纪行赋是西汉末年刘歆《遂初赋》,两汉是其确立期,建安三国是其发展转变期,它的繁荣出现在两晋,到了南朝,纪行赋的创作逐渐减少。汉魏六朝纪行赋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乱世、衰世是其产生的温床;内容上比起其他题材的赋作更侧重纪实,当然还有怀古、抒情的成分;艺术上虽然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主要是融记事、怀古、写景、议论、抒情于一体;叙述结构主要以纵向的、时间的顺序展开。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汉代赋选与大赋文本特征

作为一种仕进方式,赋选是在武帝时形成的。其形成原因既涉及统治者的文艺爱好、国家文化需求,更与武帝解决藩国"政治—文学"集团问题的政治策略相关。赋选虽是一种地位较低的仕进杂选,但它对无法以正途仕进的下层士吏具有重要意义。赋选既为大赋的繁盛提供了机制性动力,更对大赋文本特征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赋选借赋观才的目的使大赋注重炫示奇难字词、名物闻见;以辞娱主的追求促成了大赋的全面铺陈;尊崇君王的文事书写原则使大赋以颂为主,并精心设计"讽谏"部分,使之具有"讽""尊"双重意蕴向度;以天子生活、意志为观照基点的作赋意识导致了大赋文本的宫廷化特征。     

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

汉大赋主要反映汉代主流意识,而汉代的抒情赋除反映汉代文人政治情结外,世俗生活、男女情感是其重要内容。无论西汉还是东汉,所涉及的男女情感,特别是对女性形体、男女之间性事的表现,还不是追求感官刺激,主导方面是审美的愉悦;但也能看出东、西汉审美情趣的细微变化。抒情赋题材的扩大,也反映汉代特别是东汉后期文学表现世俗生活、人性情感方面的进步。汉末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对魏晋文学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汉代京都赋的城市文化意蕴

作为汉代大赋的主要门类之一,京都赋是汉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恢弘的宇宙意蕴、深刻的伦理意义,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     

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

汉代赋家与史家集于一身者达26名之多,对汉代赋与史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史家之赋,多用故实,善作古今对比,历史感强.赋家之史,保存了大量赋作,描述了赋的发展流变的轨迹.赋家、史家知识结构相通与汉代人强烈的尊史意识是赋家、史家多集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汉代京都赋天文类名物探析

汉代京都赋名物品类繁盛,其中对天文类名物有极多地铺写,且表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星宿类名物及其铺写与都城选址、宫室建筑和军事游猎等紧密结合,其气象类名物瑰伟富丽,驳杂万象,或异名同物,或多物一属,或形似实异,如此广博宏丽的辞藻,描绘和营造了瑰丽奇特的梦幻景观。汉代京都赋中天文类名物的铺写,宣扬了帝王顺天行事的懿德,彰显了帝王的权威,反映了汉代天文学在政治军事、建筑设计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和重要影响,亦可窥见汉人的天文观念、心理崇尚以及知识结构等。     

试论汉赋话语的虚指性特征

汉赋话语具有虚指性特征。它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虚指性、内容的虚幻性和抒情方式的隐蔽性等三个方面。汉赋作家运用汉赋话语的这一特征来表达自我的感受,与其时崇实、尚用的儒家思想关系密切。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简论汉赋在汉末的发展特征

东汉末期的赋坛,在创作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赋与模拟之作已漸少,抒个人情感之作成为主流;赋受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诗化的痕迹;道家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把握这一阶段赋的发展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汉赋的全貌是不可或缺的,也有助于认识汉赋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汉字与汉赋

中国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蕴含着呈形显象的直观优势 ,因而汉代赋家在创作中注意字形的选择与字汇的排列、组合 ,力求通过凸显文字之形来直接体物呈象 ,在文学的形象性创造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     

汉代七体赋的欲望世界与游戏心态

对包含《七发》在内的汉代七体赋,我们从不断模拟翻写的文学事实出发,讨论其创作动机和由此彰显出来的汉人欲望世界和游戏心态。他们把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现实追求推衍到极致,对美食、美色和宫室娱乐作了帝王般的穷奢极欲描绘。而七事内容的随意安排和被劝主人的被动处理,又可见汉人的游戏为文心理,以及对世俗享受的沉溺、向往和与不同时期的现政权所发生的离合态势。     

汉代交通行旅风俗与汉诗

汉代交通行旅风俗对汉诗有突出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汉代诗歌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表现出行情景和心理的,并反映了汉代人民在走马驰适中追求快感、通过出行观光来愉悦心灵和出行时重排场讲气派以自我炫耀的风习;汉诗对出行之艰险的描写和感叹、对时人惜别思乡心理和自由行游于四海九天之愿望的表达,都与汉代交通行旅风俗有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