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翻译与英文电影片名汉译

本文分析了目前异化翻译研究在英语电影名汉译中的几点误区,如,混淆异化与直译,把望文生义错误理解成了异化翻译,忽视异化的动态性.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对异化翻译的定义、理解和应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试图纠正在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只有充分理解异化翻译,并恰当运用才能使翻译顺利进行,使电影名的翻译达到“优化”.     

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及其思想史意义

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其“信仰寻求理解”、信仰应当理解之思想诉求的理论实践,它以纯粹理念为核心,在纯粹思维中进行,强调其实在性内在于其本质之中的“最完美的存在”概念的存在论意义,从而为西方中世纪神学和哲学开启了新方向,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蒯因的“初始翻译”及其“意义倾向”论

蒯因的“初始翻译”为我们展示了翻译的相对性特征,这样的相对性特征既涉及译者自身的观察与理解,又涉及目标语言使用中的意义表现“倾向”。在蒯因那里,“初始翻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译者总会在现实的和可能的语义世界中追求与言者之语义的同一,当然,这样的“同一”追求在外延主义的要求下又总是难以实现的,除非我们回到译者与言者所处的主体性地位的认识上来。不论“初始翻译”如何体现意义确立的“倾向”决定,译者与言者的主体性地位总是为我们提供语言行为发生的普遍性基础,即作为理性存在的纯粹语义基础,翻译的“不确定”只是我们走向“确定”的过程与环节,人类社会语言行为的发生及表现形式遵循着共同性的理性规定与认知模式。       

解释学·多元化·建筑创作

解释学是理解和解释“意义”的理论或哲学。意义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必然产物 ,对各种各样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人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活动的最主要方面 ,因而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在建筑领域 ,随着对意义的普遍关注 ,“理解”和“解释”正日益受到重视并参与作品审美意义的生成 ,这不仅导致了当代建筑审美意义的多元取向 ,而且更主要的是导致了建筑审美活动中生命意识的自觉和凸现。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陶渊明对“名” 的看法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声名乃是他所创造价值的一种标志.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即很重视“名”.孔子就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认为人死以后,其名不显于世,是一种遗憾.而所创造的价值愈重大而深远,则其声名亦可随事业而传不朽.所以鲁国的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讲事业的不朽,包括立德、立功、立言.“德”、“功”、“言”三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

从中国本土阐释学资源中选取诸多义理对典籍翻译的多元阐译现象进行解释,发现中国阐释学思想对该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其中境域论论证了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是译者受其最切近层次境域所产生张力的产物,“原意”和“用心”论说明了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确定性,文本的“用心”可被视为翻译阐释的“知识”之界,而“虚心”论则可视为“德性”之界,典籍翻译中双重阐释之界的提出应和了中国两轮哲学的传统。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谈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

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在强调认知、概念、意义、推理、理解等具有体验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人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的灵感和艺术性想象力的主体作用。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要做到“艺而有节,创而有度”。     

对“动·之·名”句式中三种语法结构的认识

分析了“动.之.名”句式中存在争议较多的称谓类句式、名词为对象或处所、“夺.之.名”三种语法结构,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动.之.名”中称谓类句式与一般的兼语类和双宾式归为一类。同时由于双宾式中的施事、受事1、受事2必须是异指关系,即三者中两两之间不能指代同一对象,所以应分别对待“夺.之.名”句式。当“之”指代施事或“之”和名词之间有领属关系时,将之理解为述单宾句式似更为合理;当施事、“之”和名词代表不同的人或事物时,则可以理解为双宾句式。     

释意理论视角下汉英交替传译的“增”与“减”

释意学派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由该学派所提出的翻译界的一个重要理论,其主要内容是,翻译即释意,即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对于源语的理解重新将译语加工并重新呈现在听众面前.本研究目的在于揭开释意理论对于汉英交替传译中“增”与“减”有着怎样的指导作用,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什么东西可以“增”,什么东西可以“减”等等.     

羌族释比经典及其研究价值初探

羌族释比经典是羌族人民一代一代口传言授的经典,内容涉及战争、宗教、民族、文化、哲学、历史、伦理道德及医药等诸多方面,是了解羌族先民生产生活演变过程的百科全书.本文在介绍释比经典的八种类型的基础上,探讨了经典在历史、哲学、文学、科技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宋元小说话本志疑

~~宋元小说话本志疑@傅承洲$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中国北京100081~~~~~~     

清代几种唐集笺注本略评

清人笺注唐集数十种,其中堪称定本、善本者约十余种。这些注本辑录原作全备,考订、注释缜密,校勘精审,于词义诠释中探求诗旨,具有整体成就而又各具特色。笺注者治学严谨,操作规范,集思广益,保证了这批著作的学术质量,为学界所珍视。     

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历史文本的认识

春秋公羊学派在诠释历史文本《春秋》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对于经典文本《春秋》,他们一方面十分重视,认为《春秋》是圣人所作,“《春秋》慎辞”;另一方面,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他们又努力摆脱历史文本的限制,提出“实与而文不与”、“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无达辞”等诠释命题,试图超越历史文本,建构历史哲学。     

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兼谈汉藏佛教史研究的语文学方法

通过对我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两部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中出现的传承宗师名录的考证,证明这两部仪轨最后一位传承宗师就是明代早期著名国师、曾多次出使西番的智光。由此可以确定,这两部原本以为是元代译本的藏密仪轨实际上出自明代,译者莎南屹啰当是明代的一位大译师。这一发现可以重新改写元、明两代藏传佛教于汉地传播的历史。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原以为是元代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都是明代的作品,明代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从数量上超过了元朝。这说明藏传佛教于汉地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中断,曾深得蒙古皇帝青睐的萨思迦派喇嘛于明代依然十分活跃,其所传"道果法"在明代传播之广远甚于前朝。由印度、西番僧及其汉人弟子组成的所谓"西域僧团"曾经是明代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僧伽组织,对藏传佛教于汉地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大学语文教材选篇及准入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选篇方面,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存在选篇与高中语文教材重复、不同教材的选篇差异过大、选篇的针对性不强三个问题;同时,在教材准入机制方面存在教材的编写者准入门槛过低、教材进入教学领域缺乏制约机制两个问题。有鉴于此,需从选篇和准入机制上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从而推动我国大学语文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     

翻译文本中作为后殖民标志的本土文化成分

运用后殖民话语构建我国的翻译理论话语是国内翻译界正在探讨的一个课题。对佛经翻译、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以及当代翻译文本的分析表明,翻译过程是本土文化的抗争过程,译者通过翻译文本审视外来文化,从而达到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扬弃。     

应用英语翻译中语义问题思考

应用英语翻译过程中如何确定文本语义的问题。本文认为,应用英语翻译文本中所现的语义不是源语文本语义的翻版,而是与表层语义信息提取整合密切相连的,并受到译者知识图式的影响,因此可能与源语文本的语义存在一些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错误,而可能意味着语义在翻译文本中的新生。     

英国文学翻译择介的意识形态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翻译历史,其作品选择自始至终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清末民初、五四前后、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及80年代以后,英国文学翻译一直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择介标准,使文学作品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这充分说明,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平行文本分析与旅游文本英译的改写策略

翻译中存在改写的策略,然而译者的改写自由是有限度的。通过对旅游文本翻译产生改写现象的理论依据进行讨论发现,出于文本功能和文本接受的考虑,需要对英汉文本进行平行文本对比分析。这一方法有助于译者实施改写策略和明确改写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