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区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以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为个案

搬进城里的牧民能适应城里的生活吗？他们的收入能有保障吗？牧民的心理平衡吗？牧区城镇化的速度是否过快？城镇化是否意味着畜牧业经济的最终衰落？牧民不放牧了,没有牧场了,传统文化如何延续？在牧区推行农耕模式和城镇化是否有悖当地生态环境？以游牧文化的发展为主线,以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为个案,以牧区城镇化为议题,论述了牧区城镇化的目的、意义和成就,对牧区城镇化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剖析,针对问题提出了理性思考和建议.     

民族地区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分析——以甘南牧区定居点牧民为例

定居点牧民的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就是指牧民进入定居点后,对新的生态环境、经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政府政策、法律意识、民族传统等各方面的调适能力,其决定了牧民在定居点的持续生存能力。以往并未考虑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差异的划一定居方案往往致使部分牧民复归游牧生活。此外,民族地区定居点牧民受"贫困文化"影响,其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也深刻影响着其在定居点环境下的社会经济文化适应能力。为此,搭建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为差异化定居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十分必要的。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补偿与民族医药文化传承的思考

不同的区域生态环境孕育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四川民族地域优越的生态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民族医药文化。然而,对四川民族流域地区的资源开发,不仅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还使民族流域医药文化受到重创。借鉴国外生态补偿的经验,用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是解决好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平衡,保护与传承当地民族医药文化的根本之道。民族医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应以认识民族医药文化价值为基础,以重塑西川药山为起点,以医药文化教育、交流等为指向,才能使民族医药文化在传承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发展。     

人类学视阈下的河湟民族走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集重叠地带.它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在生态、经济、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尤其多元民族与多元宗教文化共构了河湟民族走廊文化的表里结构,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嵌入式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云南老君山自然保护区与相关社区文化模块的互利协调

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及其邻近地区的纳西、白、傈僳、普米、彝、汉等民族世代生活交融的历史 ,是一个既单一又复杂的文化现象。保护区的建立冲击着古老的文化 ,一方面它能有效地改变传统文化对自然的严重依赖 ,保护已经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也能为当地乡民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如果加以合理的引导 ,当地有价值的的文化也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发扬。     

传统游牧与乌伦古河可持续发展——以恰库尔图河段阔斯阿热勒村为例

传统游牧生计方式随季节变化,以四季游牧方式有效利用牧草资源。传统游牧文化习俗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协调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维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乌伦古河流域农业的开发及牧民定居点的建立,河谷内人口、耕地及牲畜数量激增,流域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迁。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的契合研究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大力进行第二产业的发展会面临较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在民族村寨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度旅游开发,可以为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素质,能提升当地民众的收入。近年来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推动了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但民族村寨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也凸显出了一些问题,如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的破坏,在利益分配上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们既要让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齐头并进,又要防止旅游开发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实现“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目标。     

甘青川藏区生态文化及其建设小康社会研究

甘青川藏族主要居住在长江、黄河源头,这里也是汉藏文化和多民族交往相对活跃的接触地带,不仅拥有游牧经济文化,还有农业、半农半牧、半农半林等传统经济文化类型。这些传统经济文化模式,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放牧超载、乱挖乱伐、无序开采等不可持续行为的发生,直接威胁到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长江、黄河流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科学地处理和协调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与建设小康社会、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游牧生态-环境知识与草原可持续发展——以新疆阿勒泰哈萨克为例

游牧生态-环境知识是一套关于游牧民与草原、牲畜之间关系的知识、实践和信仰的延续性体系。它以游牧生计为基础,以牲畜和草原为主体,并包含一套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规范人们行为规则的知识。通过对新疆阿勒泰富蕴县的哈萨克游牧民的实地调查,把游牧生态一环境知识纳入人类学本土知识体系研究的序列之中,探讨其在保护和维持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和谐关系中的意义。游牧生态-环境知识是哈萨克游牧知识体系里的核心部分,也是这套本土知识体系的信仰或精神层面,它根植于游牧民对草原上一切生物的认识。基于此,游牧民在长期与草原、牲畜的互动中,形成了适应当地环境的生计系统与文化系统,并在游牧生态一环境知识的指引下维系着游牧民对草原的永续利用。     

多民族共有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以河湟民族走廊牡丹景观为例

河湟民族走廊是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诸多民族在这里迁徙、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走廊”地带。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作为本地自然物种的牡丹得到各民族的共塑、共享、共赏,并被构建为一种“多民族共有符号”,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现实案例和参考路径。     

竞争性牧业、草原生态与牧民生计维系

市场化进程在内蒙古草原的推进,使得农牧民的生计适应模式由生态适应变为市场适应。本来具有生态多样性、畜牧业生产、牧民生活、民族文化、旅游休闲、民族多样性维系、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多种功能的草原畜牧业,在食品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农牧产品国际间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被单一化为竞争性牧业,仅仅生产功能和少部分产业化的旅游休闲功能被强调,从而使得草原牧业的其他功能被剥蚀、改造,甚至无从发挥,由此也危及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和牧民的生计与文化维系。认识草原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特殊关联,并采取科学化的生计适应方案,可以缓解牧民、牧业和牧区这＂三牧＂问题。走出竞争性牧业,以及背后的单一市场逻辑,才有可能朝向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等多功能性持续发挥的道路。     

试论中国共产党民族地区生态观的形成和发展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开发和建设民族地区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方面.本文论述了自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和政治建设的同时,与当地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完善其民族地区生态观的过程.     

青藏高原与藏族文化——浅析藏族神山崇拜

藏族先民世代繁衍生息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藏文化,本文拟对青藏高原多山的自然地理环境与藏族神山崇拜文化的产生及内容作简要分析.     

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首领

炎帝和黄帝都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公认的首领，也是汉族人民共同尊奉的至高始祖，汉族先民还把自己的文明和许多发明创造都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身上，因此，汉族便世代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有关炎帝和黄帝的一些历史传说，正好反映和折射出汉族先民起源上的多元性，以及他们早期生产、生活方式上各自的不同特点。古代华夏之所以视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似同胞兄弟，可能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先民，已知晓游牧文化对于农耕文化，以及从游牧者或半游牧者转入农耕生产，对古代华夏农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突发事件影响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再探究——以羌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为例

非常规突发事件通常会对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巨大冲击与破坏,导致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危机后的长期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挑战。羌族音乐是羌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遗产,汶川大地震对羌族人口聚居区域的破坏也给羌族音乐这一文化形式带来了重创。在震后羌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上,"文化游牧""感情漂移"和"文化夷平"是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对以羌族音乐为例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一方面需要学界的积极引导和激励,让广大羌族民众产生自我文化认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进行文化保护;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发展民族经济,处理好新媒体时代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保护民族文化中的职能。     

论多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多民族地区 ,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经济社会 ,能否实现协调发展 ,如何做到既保护好传统优秀文化和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 ,并挖掘文化、生态资源 ,以促进当地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是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 ,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 2 1世纪人们亟待回答的问题     

现代蒙古族传统家具发展的因素解析

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以及国家对牧区定居政策的实施,使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牧民居住环境及家具随之改变.通过对蒙古族传统家具特征的研究,分析出蒙古族家具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蒙古族家具的演变与发展,具有极高的价值.从而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寻找理论的依据.对保护民族和地方特色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     

先秦时期的云南游牧文化

游牧文化在历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鉴于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它们远胜于农耕民族的活动迁徙能力,因此研究早期游牧文化应放眼于更为广阔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之下,更多地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先秦时代的云南,由于地理气候的特点,畜牧业发达,游牧人群的活动十分活跃。塞人是较早进入云南的游牧族群之一,他们的出现和欧亚草原地区游牧文化的兴起有密切的联系。从历史文献、考古发掘以及西南地区的岩画,都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游牧文化在云南的广泛影响。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分析

四川民族地区主要为我国长江、黄河的流经地,是我国生态屏障、生态涵养地的重要区域之一.四川民族地区面临着既要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又要加快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的艰巨任务.四川民族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长期没有协调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协调好二者关系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本文从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建议.     

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 ,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