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叙事美学

电影《山楂树之恋》用政治语境下的"纯爱"故事展现人性,其叙事手法与海明威"压力下的光辉"及"冰山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山楂树意象蕴含着三个维度的隐喻:政治和人性、生与死、人与物,从而使影片形成一种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影片用政治色彩的解构反衬至美的人性光辉,用生命易逝的缺憾凸显人类存在的悲剧宿命,用灰白色调衬托自然永恒的空灵之美。该片是张艺谋艺术风格的转型之作,也是对当代大众娱乐文化的反拨。     

论《山楂树之恋》如何在消费中传播

最初以网络小说出现的《山楂树之恋》被誉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静秋与老三之间那份纯净的爱情感动了许多读者,让读者思考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该如何去爱,该如何保留最纯真的一面。同时,静秋那份"最干净"也吸引了书商、导演的注意,他们利用这一"干净",将其刊印成书,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尤其是张艺谋的电影,充分地利用了"纯",从中获取了高额的利润。而《山楂树之恋》这样一个感人肺腑、"干净"的爱情故事,也在这不断为商人的利用中,扩大了故事的流传度,让这故事在不断的消费中传播,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简论《山楂树之恋》等新时期爱情题材小说的伦理观

小说《山楂树之恋》交融着被压抑心灵的独白和呼喊,以细腻的笔触和敏锐感觉并以现实为根基,呈现出隐蔽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的爱情。潜伏在小说中的记忆和经验,是生命化的＂个人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知青生活本真状态,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广阔的历史想象空间。     

“城之恋”结构模式的多向度展开——《边城》、《倾城之恋》、《围城》的对读分析

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部以"城"命名的著名小说,"城"既是实体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隐喻和象征的载体。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对读分析,可以发现"城之恋"的结构模式在这三部小说中,既指向一个共通性的"文化破散"主题,又呈现出多向度的展开,彰显出来三位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由此引发的现代性困惑,同时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在文化选择和艺术运思方式上的歧异。     

日常生活里的身体诗学——哦该诗集《地铁》身体视阈管

诗集《地铁》是＂新湘语＂诗人哦该的代表作,以身体修辞的视阈观之,其诗歌具有清醒的平民化身份意识,诗人通过对世事万象的原生态呈现,依靠＂身体＂的肢体动作和切肤体验,传达给读者一种身体的疼痛感,进而实现对身体意识的解构,影射出对生命的关怀和存在的焦虑,在日常琐事里建构其独特的身体诗学。     

试论《倾城之恋》的意象

以往评论对于张爱玲小说中意象的阐释大多是从纵向概论或横向比较的角度出发进行宏观鸟瞰，这无疑在理论和范例上对意象说具有重要意义，但往往也流失了许多来自独立本内部的意象美质。本试图以张爱玲的名篇《倾城之恋》为例，对整体、时空、色彩三个层面上的意象化进行再解读，以期拾补本角落里的菁华。     

《倾城之恋》英译修改及其经典化过程

《倾城之恋》作为张爱玲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从诞生到成为英语世界文学经典乃至世界经典走过了一个甲子。本文从金凯筠翻译修改过程、译者成长以及社会历史语境三个维度对《倾城之恋》蝶变过程和成因进行文本内外探究,希望对中国现代文学外译及其在世界范围的经典化有所借鉴。研究发现,作品的蝶变是朝向英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模式,在经典化过程中与译者彼此加权、互相成全,并在中国软、硬实力日益强大和国际化的大时代背景下,经文学界、评论界、电影界、翻译界、出版界等合力而为,其间尤其是中国或华裔人士的强力助推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倾城之恋》看张爱玲小说的空间意识与独特韵味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是在空间中展开的,体现了作者对安放身体的空间的独特领会.对空间的看重不只是因为张爱玲对具体的生存空间的体悟,也深植于张爱玲对时间的想象.在一个对时间逻辑充满着热切想望的时代,张爱玲对生命困境的解决不是在时间中完成,而是选择了在空间中探问.正因如此,张爱玲的作品显现出了独具的风采与意味.     

剖析舒曼《诗人之恋》的声乐艺术特色

舒曼作为德国著名的诗人和音乐艺术家,在其传奇一生当中创作了数量众多并且十分受听众欢迎的作品。在舒曼的诸多作品当中,《诗人之恋》是一部在作者恋爱时期创作的经典。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曲风和创作意境,在世界音乐史上竖立起来不可撼动的地位。同时在整个时代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作者的这些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反映时代变化大趋势的作品也帮助了一批批爱好音乐的青年树立起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民族文化和时代使命的全新观点。这些重大的历史意义不仅仅通过这位诗人的优美词句展现在世人面前,也通过整部作品的独特声乐风格,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加深刻印象。本文将根据《诗人之恋》当中的曲风和其独特的创作背景分析其中的艺术特色。     

《简·爱》和《倾城之恋》女性生存意识比较观

以《简·爱》和《倾城之恋》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女性生存意识为考察核心,通过比较文学分析法、平行研究方法系统研究可知：一、作品中主人公各自具有独特的个性。维多利亚时代的简·爱：自尊、叛逆、柔弱又自卑;封建社会的白流苏：柔弱、强悍、颇有心机又果断;二、在爱情婚姻抉择方面,简·爱追求精神上平等自由的婚姻;白流苏追求情感寄托与生活依靠的现实婚姻;三、两部作品中主人公女性生存意识有诸多相似之处：追求思想上的独立、敢于同不公平的命运努力抗争、向往美好的爱情和婚姻。作品都展现了女性对人生的态度和对命运的思考。     

迷人的疼痛——论《小城之恋》的虐恋书写

在人类复杂的精神图景中,虐恋作为性欲的特殊形态引人侧目,出现于1986年的《小城之恋》以其纯粹浓烈的性爱描写展示出欲望强大、不可抑制的原始力量.小说的生存环境虽然抽空了政治成分,但虐恋以癫狂的姿态暗示着特殊时代对人性禁锢,及其可见不可说的微妙与残忍.身体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相互倾轧,欲望在人性的角逐场上艰难求生,虐恋成为饮鸩止渴的选择,而真正的救赎来自生育冲动,在神秘的自然力量面前她注定会超越他.     

《倾城之恋》的意象及其审美功能探析

张爱玲在其《倾城之恋》中营造了四个主要意象：胡琴意象、白公馆意象、月亮意象、墙的意象。这些意象深刻地传达了人生的苍凉意味,具有营造苍凉氛围、构建对应结构等审美功能。     

论《倾城之恋》的时间观

时间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中国古代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础的循环时间观,是张爱玲感知世界、阐释人生的基本方式,张爱玲以此对抗为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线性时间观,有意模糊时间的目的性、方向性和时代性。以《倾城之恋》为个案,探讨循环时间观对小说叙事的影响,进而分析这种时间观的成因及其意义。     

城市与文明陷落背后的爱情——解读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讲述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故事。故事看似圆满，男女主人公最后在一起，但却是以一个城市的沦陷作为代价。本文通过分析白、范两人的对于爱情的心路历程、“墙”的意象以及弥漫的苍凉感．从三个方面对《倾城之恋》做了探讨。     

亦真亦幻两相映——从《倾城之恋》看张爱玲的内心分裂

在<倾城之恋>中,自流苏与范柳原的情感纠葛反映出张爱玲对于爱情的矛盾和其内心的分裂,一方面她嘲笑和否定爱情,对人生抱一种虚无、怀疑的看法;另一方面她又渴望爱情的出现,希望获得男女之爱.<倾城之恋>中范柳原的失败,也就代表着张爱玲理想的爱情与人间有爱的看法的破灭.     

身体的诗意与诗意的身体 ——兼论身体诗学的生态面向

20世纪末“身体转向”以降,身体赋予生命及其存在的生态系统以新内涵与新意义,其中以身体为基点的诗学建构已经在路上,但距离身体诗学真正进入主流话语范畴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全面回归身体,不仅是生命存在之需求,而且是生态共同体建构之要求,身体与生态的诗意融合才是“天人合一”整体生态观的真正内涵。在身体诗学和生态诗学之间建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人类必然会走向与自然、万物、天地同生共处的生态共同体,而保证这一道路方向正确的重要前提便是回归、正视、肯定身体及其诗意存在。     

《威尼斯之死》的存在主义诗学

《威尼斯之死》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较有影响的一部作品,它叙述了作家古斯塔夫·阿申巴赫在威尼斯旅行中偶遇一位美少年,深深被其吸引,着魔般地追随少年的踪迹,最后死于霍乱的经历。纵观阿申巴赫的心路历程,和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大道的思想相契合。阿申巴赫的威尼斯之旅就是从沉沦的"此在"中醒悟,在美的感召下飞升入去蔽的本真的"存在",最终经由从容赴死升华到"大道"的过程。     

一个矛盾的文本——论张爱玲《倾城之恋》的人物塑造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重要作品之一,但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白流苏、范柳原在出身、教养、个性等方面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是两个失败的人物形象。张爱玲之所以在这篇小说的人物塑造上并不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她亲身经历了战争,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予她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影响了她对人物的塑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与作者当时的高产有关。她当时正被许多报章杂志所吹捧,许多刊物向她索稿;而她又十分渴望成名;加上她主要依靠写作谋生。     

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之欧洲》--兼及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种启示

艾田蒲（ Rene Etiemble）的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具有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在语言层面上，这部著作表现出形象性与思辨性的高度统一；逻辑层面上则以归谬法的使用为特色；论述策略上忠实体现了作者提出的“比较诗学”的特性---历史考证与审美思考的结合；结构层面上则倾向于“起-承-转-合”的完整运思。这一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或许可以为比较诗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启示：既然从意识层面入手解决各类“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困难重重，从学理层面进行的辨析又常常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那么，以方法的运作清除偏见所赖以滋生的土壤，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真正清醒、公正而又不失美感的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