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张东荪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是基于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之上的。他早期受实用主义本体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历程即本体的所谓“我的本体观”;他后期开始注重知识社会学,并逐渐转入中国哲学领域。他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唯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但汉以后道家哲学衰落,以至于形而上学在中国发生夭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受佛教形而上学的“刺激”而成,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哲学。从语言结构、语言形式等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张东荪认为中国语言缺乏主语,也缺乏to be的言语构造,因而缺乏主体的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的结论。及至晚年,张东荪甚至对中国有无哲学亦表示了质疑。要之,在语言、逻辑、哲学互相关联的组合中,语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使哲学成为某种语言哲学;然而从语言哲学立场出发,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是否成功,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界仍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左玉河五四时期,张东荪积极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文化观,并致力于对西方新思潮的“输入”工作。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去不久,他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１９２６年,他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中公开宣布...     

西方理论语境中的“意象”(“image”)概念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 ,这一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地使用于美学、文艺理论及批评中。但现代中国学术的建构以及现代汉语本身实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西方理论的翻译构成当下汉语学术的主要资源之一。“意象”在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对等翻译概念是“image” ;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内涵差异 ;本文通过对image在西方的使用历史的考察 ,揭示出这一差异以及因此差异而显示出的两个概念之间的互补意义 ,为在当下汉语语境中重塑“意象”概念提供比较的视野和内涵的丰富。     

中朝朱子学比较——“理”之比较

朱熹(1130—1200)是中国朱子学一代宗师。他以博大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理”范畴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和价值体现。三百年后,在朝鲜李朝时代,出现了一位硕儒李退溪(1501—1570)。他以谨严精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思想,成为朝鲜朱子学大家。同样,“理”范畴仍然是退溪哲学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不过,由于时间的流迁,地域的转移,朝鲜朱子学(退溪哲学)之“理”已不是中国朱子学(朱熹哲学)之“理”了。因此,通过中朝朱子学“理”范畴的比较,可以透视中朝     

试论刘勰“通变”与叶燮“正变”的可比性

“通变”与“正变”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畴,而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各自在两个范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虽然前后相隔一千多年,但其诗学思想提出的历史语境,针对的问题以及表达的形式等三个方面的相似性特征,使两者的比较获得了可能性。     

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主体性重构

东西方思想模式的差异,历史发展的差异等因素,导致东西方思想家在提问和表述上的不同,一些哲学专家、学者以所谓“可检验(比较)系”标准,来质疑中国哲学或东方哲学。东方哲学的合法性地位面临挑战。本文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作了探讨。     

“小生产、大管理”与“大生产、小管理”——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行政管理思想比较

由于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等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异,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与西方近代行政管理思想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前者是一种“小生产、大管理”模式,而后者则为“大生产、小管理”模式。本文对这两种管理思想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并指出了其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关键词中国古代、西方近代、行政管理思想、比较     

晚周时期“一”“两”范畴的动态研究

<正> “一两”是中国古代辩证矛盾观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之一。它形成于晚周时期,即西周末期到战国初期。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两”范畴与“阴阳”范畴的关系极为密切。“一”常表示阴与阳的统一(合),“两”常表示阴与阳的对立(分),作为螺旋前进的认识逻辑,“一两”范畴是“阴阳”范畴的深入发展。“一两”思想与“阴阳”思想的渊源同为《易经》。《易经》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两个付号。“—”代表积极、刚强、进取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     

"无为而治"与现代行政管理

“无为而治”思想是华夏文化瑰宝之一,这一思想发端于先秦时期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后经历代思想家不断丰富完善,它不但在中国古代和现代影响深远,同时也波及到西方。本文拟基于对中西方行政管理思想的比较,阐述“无为而治”思想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价值。一、中西方行政管理思想比较作为社会意识范畴的行政管理思想,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上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行政管理思想在内容与特征上的不同。具体而言,前者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系统经营性管理思想,而后者则更…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问题与主义"之后的"主义与主义"之争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剥离的里程。送走杜威迎来罗素,南下的“新青年派”同仁以陈独秀为龙头与以张东荪为首的自由派思想者展开了一场关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论争。归根结底,这场争论还是英美派和法俄派知识分子对十字路口不同路标的执意导引。回到历史现场,那场知识与心理的竞赛在思想深处映照并启迪着中国当下的知识界:特色中国需要中国特色。     

从“教化”到“美育”——近代美学思潮札记

“教化”与“美育”,是两个意蕴不同的审美范畴。它们凝聚着不同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审美教育思想的精华,在中国美学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教育思想,在世界美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它将社会的道德规范化解为人们内心情感的自觉要求,变“绝对命令”的他律为“习成而性与成”的自律,让人们象“好色”那样去“好德”。而要作到这一点,就要提倡“教化”。通过其“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作用,去“道(导)乐”,去“制欲”。毋庸置疑,过去人们往往过多地指责“教化”,     

中西古文明比较

一、前人对中西两大文明历史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　　 (一 )中国学者的比较早在本世纪初 ,在中国爆发的“新文化运动”高潮中 ,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对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异同作过许多比较 ,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当时主编《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在 1915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时人们所说的“东洋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 ,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指中华文明 ;所说的“西洋民族”和“西洋文明”指的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地中海—欧洲各民族和他们的文明 )一文中 ,认为“东洋民族”和“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     

从乡土到农村: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的重要转换

“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小说”是两个包含着不同价值取向和历史形态的文学史范畴。它们所对应的文学创作,分别指涉着两种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但在实际使用上却存在范畴边界消弭的倾向,在以“乡土”覆盖“农村”的情形下,产生了“乡土文学”的指认焦虑。而在具体探究这两种文学史范畴的差异与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置换,喻示着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的重要转换。具体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作为异质性因素的“他者”的进入;即阶级关系改变了乡土社会原有的人际格局,从而使文本地相应呈现出一种变貌。     

中、朝(韩)、日儒学思想理论特色摭论

中国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诸多学术思潮、流派和思想大家,并逐渐演变成学说纷呈、百家争鸣的庞杂而又宏富的思想脉系,自古至今,影响所及,流播海外,从东亚走向西欧,已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学问”。特别是中国儒学对朝(韩)、日等东亚国家的影响尤巨,并在与这些国家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生根、生长、发展,已深深地融入其传统思想文化与民族心理之中,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儒学,故而人们将中、朝(韩)、日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朝(韩)、日儒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来梳理和阐发儒学在朝(韩)、日两国的发展演变和思想理论特色,进一步揭示和彰显儒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在高扬“亚洲价值观”以及“东亚意识”或“东亚价值”中的所充当的特殊理念的人文价值、地位。     

道·梵·逻各斯——试论中国、印度、西方文化的最高思想范畴

黑格尔说过:“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也有类似见解:“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黑格尔、金岳霖的观点对比较文化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它启示我们,文化传统的比较,可以从研究思想范畴的区别着手。 本文以黑格尔、金岳霖的上述观点为据,认为中国、印度、西方古典文化中的最高思想范畴,分别是“道”、“梵”和“逻各斯”;它们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影响着三大文化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融合视域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检讨,寻绎出传统行政思想研究的生发途径与内涵框架,分析箴定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构建的有效性。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义理的生发实际上是因西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学术话语而产生,但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积极经世致用的特殊性格使然,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概念的提出虽似预设为一理念上的价值存有,实际上却是传统政治思想的具体运作,即此扮演传统政治思想的行政实践角色。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其实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体”“用”关系,在政治与行政分合价值与实践的双重范畴认知下,亦寓涵有一特殊的“月印山川”意像。在这一基础框架和理解视域中,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内部理路与实践效应,完成视域融合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系统性理论创构。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试论程颢程颐理气说之异同

程颢、程颐兄弟的哲学思想是否存在着差异和差异何在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至今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不同的,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程颐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不必细分。我们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有差异的,但并不是主客观唯心主义的不同。本文仅就二程理气说的异同谈一点看法。 一 “理”是二程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从哲学意义上说,二程所谓“理”的含义有什么不同呢? 程颢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遗书》卷十一)程颢所谓“天”,非指物质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之意。“天者,理也”,就是说,自然而然便是理。“理”又称为“道”或“天道”。程颢说:“其理则谓之道。”(《遗书》卷一)“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同上)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简介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是一部以审美的眼光去审视古代智慧,从而引发现代新知的著作。全书共分两部分,上编言范畴的美学意味及其系统;下编言审美观念的发展及其流变。作者对范畴的研究是全书的精华,他把范畴纳入文艺作品美学、文艺创作美学和文艺欣赏美学三个角度来考察。此书对“味”的研究也具新见,作者对“味”不只停留在审美主、客体的静态考察上,还从动态中揭示出从主体之味到客体之味的物化心理过程,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它与情、意境、风格、表现手法的关系及其不同特点。全书对“悟”“意象”“兴会”“神思”“气”等范畴     

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

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将"体"视为不可分的一元物,在民初以来历次中西文化争论中,见解对立的双方也大都仍共享着这一思考模式。本文通过考察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尝试挖掘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体"本就非一元,而是存在着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元,这种充满着内在紧张的两元结构才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他因此希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引入作为希腊传统精髓的"费先生"(philosophy),与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对立的两元,以这种两元对立的新"体"作为引入西学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础。这种既区别于西化派又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包括后来的新儒家)的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体用关系的思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