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中国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在精神领域,大众文艺的发展不断地消解社会的精英文化情结,这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边缘化,甚至使知识精英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多余人"。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面目出现,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趣味、思想趣味日趋向大众看齐,曾经以"化大众"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精英成为生活中的孤独者或沉沦者。世纪转型期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他们精神上营养不良,人格萎缩困顿,趣味世俗粗劣,已然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知识精英群体集体陷入沉默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现实境遇中知识分子角色的尴尬处境。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启蒙与民众崇拜的悖谬——关于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几点思考

民粹主义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一种精英话语,内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具有内在的思想张力,使得知识分子面临既要启蒙民众又要对民众顶礼膜拜的尴尬处境。由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粹主义所蕴涵的道德形象极具感召力,使得反智一面得到无限张扬,上升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信念。到了新时期,民粹主义逐渐失去其原初的真诚与激情,蜕变成一种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文学策略或迎合世俗的借口。     

"精英"情结与专业化追求--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精英"意识论

20世纪以降,现代知识谱系的逐渐形成和学科建制的变革使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评价体系逐渐开放和丰富,"政治精英"不再是现代文学执业者惟一的人生理想目标,一部分人自觉地选择了专业化的"文学精英"为人生追求.这种欲为"政治精英"、"文学精英"的精英情结洋溢在整个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系统之中,在小说功能论、创作主体论和批评论等语域清晰地凸显出来.     

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角色:被解构的“精英”──评徐坤创作

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角色是无法用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徐坤首先是学者，自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其次她又是一位作家，一位专门以知识分子生活作为题材的作家。身为学者，她完全算得上一位“精英”，文学硕士毕业，且供职于中国最高文科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作为作家，基于她的生活环境，她笔下的人物也都是“精英”，或是硕士、博士，或是名家名学者。她能在如年代文坛引起广泛注目，关键在于“精英”在她的笔下已失去“精英”的本质。她在作品中呈现的是一群不尴不尬、仅仅有着“知识”外衣的人。徐坤的小说出现伊始，就隐约地暗示了知识分…     

民间理想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无望救赎

1990年代知识分子民间理想的选择,只是一种无望的救赎。它既不能让知识分子摆脱体制的束缚,同时又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精英身份抛弃,彻底等同于一个普通大众。当对自己的堕落和失落心有不甘时,就只能到民间理想里去体味其中的浪漫和诗意。知识分子对当今时代话语的缺席无疑是对传统精英知识分子使命的放弃和背离。     

角色互视与事业互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都从各自的视角去观照和审视对方角色。互视中的角色定位带来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事业中的互动：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确立角色归属与认同,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以革命话语与工农话语书写思想文化等路径,使知识分子具备必要的主体资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力量;广大知识分子也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形成及其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助推党的领导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前进。     

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考量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以启蒙为导向的现代性追求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中曾产生过强烈而持久的激励作用,并被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教育是一种现代与传统、交融语境中教育主题的独特书写。     

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

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先后经历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等概念转换。然而现代精英作家头脑中的民间意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民间想象,而不是他们回归民间意愿的真实表达。民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被知识精英随意解读的空泛概念,它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只是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因此精英作家笔下的民间立场,与底层社会的民间立场,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化心理与艺术趣味的巨大差异。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文学改编视野下陈凯歌电影的文化转型

作为一个始终坚守着自身文化立场的导演,陈凯歌电影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精英主义立场者在30多年的社会变迁中的坚守与突围、裂变与重组,成为中国精英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市场意识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演变与精英话语走向的见证。陈凯歌注重人物关系的改编策略使得其电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他通过在影片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历史经验,表达自己对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的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从20世纪末以来,陈凯歌开始了商业化电影的探索与转型。由于投资方和商业因素的牵制,其精英话语有所裂变和分化,但仍然坚持着精英话语的知识分子姿态和立场。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大众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使命

与传统知识分子"大众导师"的地位相比,现代知识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话语挑战。大众文化产品的"无孔不入",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大众社会中,现代知识分子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而从中心走向了边缘,面对文化资本失落、大众崇拜转移、知识分子的分化,客观公正地评价大众文化及其产生的影响,主动承担起文化批判的任务,是知识分子必须坚持的立场和使命。大众文化以它极强的吞噬能力正在迅速推进这一时代。不失天职的知识分子应该始终站在一个普遍的、综合性的角度针砭时弊,充当起"漫漫长夜的守更人"(曼海姆语),主动承担文化批判的任务,以其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大众文化的走向,去揭示隐伏在大众文化背后的危机,以冷静的思考去形成自己的观点,以纯理性的论证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时代裂变中的辉煌崛起——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诞生

２０世纪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是在世纪之交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萌芽的，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文化活动为其奠定了思想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封建帝制的崩溃使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话语空间。现代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不委身于国家权威；关心大众疾苦而不认同于劳苦大众；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并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在对权威与民间的双重反叛中创造了自身的辉煌。尽管一开始就面临种种复杂的矛盾，先驱们却在坎坷与泥泞中走出了自己的闪光之路     

周恩来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推翻旧世界，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建设新世界，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而且应当说，在我们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决定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长期认识不足，并且被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纠缠了多年。因此，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成为当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1]周恩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不…     

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之可能

后知识话语的建构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伦理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知识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语用修辞、话语合法化以及知识主体的伦理立场的有效运作,是后知识话语建构的必要途径,也是后知识话语摒弃知识传统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

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知识分子难以悬置意识形态倾向和立场的逻辑前提,也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支撑。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思想坐标。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现实载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方向感、文化价值观、文化批判性契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性、道义崇高性和批判方法合理性的精神底色。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普遍规律,建构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知识分子坚守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国家利益至上、严守共同但有区别的意识形态责任的文化自觉原则。     

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以人文理想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后者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着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意志整合,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霸权。     

困境与拯救:中国精英文化三十年

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至今,伴随世界的全球化和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出现了飞跃性发展.然而发展并不均衡,在文化领域中,精英文化出现逆势而退的局面,陷入困境.一方面,精英文化体制在价值规律的荡涤下陷入土崩瓦解;另一方面,精英意识缺失、精英行动迟钝,精英地位边缘化.商业化的冲击、职业化的腐蚀、西方后知识分子理论的影响是中国精英文化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文化精英的自我蜕变、人文精神的挽救、知识分子公共性的重建,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精英拯救精英文化的三部曲.     

论斯皮瓦克的属下思想与知识分子的角色

如果属下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被统治群体,并且说话意味着被听到,那么斯皮瓦克认为属下不能说话。因为不管是在西方左派知识分子那里属下作为欲望主体的自由表达,还是在精英知识分子那里的属下被代言,或是像属下研究小组那样的反精英主义历史考掘,都要么对属下做了本质主义规定,要么忽视了话语方式对属下声音的擦除,因而都没能使属下发声。为此,斯皮瓦克从解构主义出发,倡导一种反叙事,以一种策略本质主义的解构方式,寻找属下发声的可能。而在斯皮瓦克的整个属下研究中,知识分子作用突出,而要让属下有发声的可能,具有自反意识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是一种应该扮演的角色。     

北大文研班与新中国早期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以蒋孔阳《文学的基本知识》为中心

新中国早期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经历三个阶段:自上而下对文学理论话语内容的选择;国家通过知识分子思想引导和改造,在精英阶层完成理论内容的初步接受,进而完成外国文学理论的初步中国化;由知识分子撰写基础读物,将经过筛选的文学理论话语内容传播到全国。由此,苏联的季靡菲耶夫文学理论成为新中国文学理论的主流话语。作为此接受过程的历史遗留物,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很好地完成了新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和传播任务,但其同时与新理论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作了不遗余力地斗争,其独立精神值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