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认识与合乎理性的错误——刑事司法裁判概率性错误的成因分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由法官认定的司法裁判事实属于社会认知背景下的事实,经验认知的成分始终无法回避,而经验认知是有限认识,没有办法保证判断当时的认知绝对不会出错.因此,法官裁判认定的事实在实体上始终有产生概率性错误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因为案件叙事建构的偏离、证据体系的缺陷以及逻辑推演的盖然性,而与司法过程相伴而生.明确法官形成裁判事实的过程和裁判事实存在概率性错误的合理性,即错案客观上无法绝对避免,对于有效控制刑事错案、树立科学的错案预防理念实属必要.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裁判事实与案件真相——从“彭宇案”真相浮出入手

"彭宇案"真相的浮出引起了人们关于裁判事实和案件真相关系的深入思考。裁判事实不同于案件真相:前者是裁判者的一种主观性命题陈述或判断,具有可谬性;而后者则是案件已经发生过的客观情况,具有真实的客观给定性。基于维护司法裁判正当性和提高民众司法信任度的要求,裁判事实应当最大程度地符合案件真相,具体实现路径有三:一是应当明确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内在理性思维进路,二是应当有效导控裁判者认定事实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三是应当配置科学的裁判事实认定的外在程序。     

论物证及其事实信息的收集

物证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在证据法学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证 据中所蕴涵的案件事实信息为标准对物证进行重新定义的前提下，对物证的证据机理#物证的收集以及物证中 案件事实信息的识别、提取和固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面向司法对话性的裁判理由建构

在现代法治社会，对话性已成为司法活动的基本特征，司法结论的论证立场凸显了裁判理由的重要作用。在司法对话性的视角下，裁判理由作为对司法推理复杂过程的展示具有决疑色彩和论辩属性，其将法官裁判思维的运作与判决结论的推导环节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争议焦点凝聚了诉讼当事人的主张及理由，解决案件争点是司法裁判对话的主题，裁判理由的建构应当以确认争议焦点为前提。由此，裁判理由的建构需要遵循判决结论作出的司法逻辑，它包括事实理由与法律理由的双重建构。事实剪裁与文本阐释是裁判理由建构的两种具体路径，它们帮助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形成相应的裁判事实与裁判规范，也是法官针对判决结论讲清事理、释明法理的法律方法。面向司法对话性的裁判理由建构能够让人们更容易识断法律适用的机理，增强案件裁判的可接受性。     

我国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隔离机制的构建

对于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有效的证据隔离机制,防止在案件事实认定中法官心证受被排除证据的影响以实现证据排除规则之实效这一问题,学术界提出将庭前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在庭前会议解决证据排除问题、实行严格的证据说理制度等建议,然而,这些建议或者在我国难以取得实效,或者本身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极其有限.因此,可将证据排除后的事实认定规则作为隔离裁判者与被排除证据的措施,即以原则性、指导性的事实认定规则防止法官将被排除证据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事实认定的规则不宜采取强制性规则的形式,在司法解释中增设原则性规则并辅以指导性案例更为妥当.     

论刑法事实规范的层级区分方法

刑法规范是经验事实的集合体,规范与事实无法截然分离。目前依据规范功能和内容性质的区分方法,无法明确给予司法裁判者刑事违法性的实质判断标准,这导致中立性客观事实和一般违法性价值事实,被直接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性事实,规范内部混杂的形式主义刑法观由此产生。刑法规范本质上是一种事实规范体系,“事实”来源于理论总结和立法进程中的事实趋势,而事实对象包含客观事实、价值事实、依据事实三类层级要素。刑法事实规范层级区分方法的类型化运用需要分步骤进行：在客观事实规范层级,区分中立性与否定性规范的出入罪;在价值事实规范层级,明确刑事违法性和一般违法性的衔接事实;在依据事实规范层级,塑造刑事违法性事实判断的独立方法。     

法官的法律性思维与法院判决的社会公信度--对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先例判决制度的基本认识

司法裁判是法官运用法律性思维而得出的结论性判断.法律的概念性、规则性和逻辑性等基本特性决定着法官的思维方法.我们不能将成文法国家法官的逻辑推理仅描述为"三段论",应该通过判例来细化法律概念,在案件事实与法律概念之间建立起可参照的联系,以获取"同样事项同样对待"的司法效果,提高法院判决的社会公信度.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必须有物质形态,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并不是证据,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但证据必须蕴含事实.     

"证据事实并非证据"释义

如同事实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状况的客观认定一样,证据事实也不是证据本身,而是依据证据进行分析以判明案件事实的要求事实,其表现形式以命题判断出现,不是事物本身;而证据则仅仅是证据事实的物质载体.     

自由心证适用问题研究——以自由心证与证明责任关系为视角

案件裁判是法官依据证据认定事实并适用法律做出判决之过程.民事诉讼体系要求法官认定事实必须适用自由心证.然而,即便在自由心证原则下,事实认定结果依然会限于真伪不明的困境.为使法院避免无法裁判之尴尬,证明责任予以适用,即当自由心证用尽之时证明责任开始发挥作用.自由心证与证明责任之间存在着联系与对抗关系.就二者而言,法官认定事实应当树立以自由心证为主、证明责任为辅之原则,而事案解明义务可视为缓解二者冲突之有效途径.     

新型受贿的裁判尺度与社会指引——指导案例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评析

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演化过程。对已公布的指导性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是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建设的"另一条有效途径"。指导性案例作为典型法律事例,是事实与规范相互匹配的样板案件。指导案例3号提供了新型受贿的一般裁判尺度,相关裁判要点是对刑法条文的适法性解释,与特定的事实情形相匹配。在理解和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应聚焦于"类似案件"的事实识别。同时,在成文法语境下,刑事指导案例作为公法性案例具有不同于私法性案例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其原创性和能动性是有限度的,不宜过度期待和追求。不过,这也并不影响其"指导性"功能,包括统一裁判尺度、实现"同案同判",承载"社会指引"等多重价值目标的实现。此外,定罪案例和量刑案例应当并重,今后应加大量刑案例的培育和研发力度,同时在编写技术上加强对"案情事实"的叙述和公布。     

WTO司法透明原则与裁判文书的公平性——入世后涉外裁判文书中证据部分的写作

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制作的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真正实施法律的重要工具.近几年,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大量涉外案件的出现,对我国涉外裁判文书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国传统裁判文书写作中的缺憾,尤其是证据部分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一些"痼疾"就亟待纠正.本文试从WTO司法透明原则的要求出发,针对人民法院在制作涉外裁判文书中证据部分时如何提高公正性和透明度的问题,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探讨.     

"证据事实并非证据"释义

如同事实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状况的客观认定一样 ,证据事实也不是证据本身 ,而是依据证据进行分析以判明案件事实的要件事实 ,其表现形式以命题判断出现 ,不是事物本身 ;而证据则仅仅是证据事实的物质载体。     

证明科学语境下对自由证明原则和相关性原则的新思考

证明科学是对对事实进行处理的一种科学,它包含了各种跨学科的知识含量,并且对法官和律师而言具有实证的操作意义。但自然科学实验室与法庭所面临不同条件,相应地司法证明中的真相亦有别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真相。证明科学首先要面对的是自由证明原则问题,现代证据科学认为事实发现的基础在于观察和理性,只要来源于观察所得并符合理性定律即为符合条件的证据。作为证据法的基石,可采性规则侧重于何种证据能够进入到法庭的视野中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科学化司法证明中对可采性与相关性间的关系提出了新见解——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未必具有相关性。     

“证据事实并非证据”释义

如同事实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状况的客观认定一样，证据事实也不是证据本身，而是依据证据进行分析以判明案件事实的要求事实，其表现形式以命题判断出现，不是事物本身；而证据则仅仅是证据事实的物质载体。     

事实推理及其可靠性

事实推理是建立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推理,目的在于查明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阐明案件事实的法律意义.法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必须通过事实推理,对提交法庭的证据进行一系列判断,判断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大小.法官的判断主要包括合法性判断、真实性判断和意义判断.所有这些判断均离不开逻辑推理,特别是对证据的可靠性判断和充分性判断,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断.判断证据的可靠性,主要有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     

证据概念的信息解读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一传统概念入手，逐步揭示出事实-证据事实-证据的不同之 处，并将证据与事实之间联系的中介—事实信息引入证据概念，从而揭示证据的本质不是事实，而是事实信息的信宿。人们只有通过对证据中蕴含的事实信息的认识，才能发现案件事实。     

我国死刑案件陪审团制度的构建

死刑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处罚,它的正确适用关系到人的生命权以及司法的民主.从司法的民主化、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裁判的准确适用、裁判公信力的提高可得出我国死刑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的必要性;从陪审团审判的成本承担、文化土壤、制度环境来看,我国死刑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具有可行性;我国死刑案件陪审团审判制度可从陪审员的资格与遵选、陪审团评议和表决、陪审团审结案件的上诉程序等方面进行构建.     

从涉案主体的身份特征看影响性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与民意--以2005-2014年《南方周末》评选的55件影响性刑事案件为例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对刑事司法寄予了过度的期待,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弱势主体犯罪或被害的刑事个案,其生存状况、犯罪原因、被害原因等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是民众关注案件的重要原因。基于强势主体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民众更愿意通过对案件的关注、将案件事实的公开化来约束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刑事个案中加害与被害双方的身份差异愈为明显,案件就愈易受到关注。民意表达易受涉案主体身份特征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本身,更多是对案外因素的关注,民意表达更多地呈现出社会问题司法化的特征。应加速推进社会改革,建立健全公平、平等的社会运行机制,进而改变身份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并进一步厘清司法本身的职能定位,区分社会问题与司法问题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