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

不可靠叙述者是当下叙事学研究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尽管布思和查特曼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文本内在的实体,但布思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而查特曼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读者之间;与布、查二人相左,A.纽宁等认知或建构主义叙事学家认为不可靠叙述者是一个由读者决定的论题.本文拟集中探讨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不可靠叙述者的争论,批判性地考察了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若干研究方法,尤其是A.纽宁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最后,针对不同的文本策略,本文提出了建构不可靠叙述的四种类型:叙述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问不可靠性以及文本外不可靠性.     

论新闻报道中的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这个概念受到了叙述学各种理论研究者的重视,并且产生了多方的理论分歧与学派争端。但实际问题是:不可靠叙述是否只存在于虚构性叙述中?在我们通常认为的事实性叙述中是否存在不可靠叙述的可能?以一些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新闻报道中不可靠叙述存在的可能性,并且,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的研究路径,可从传统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转换到隐含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新闻报道的不可靠叙述可分为文本内不可靠、伴随本文不可靠、历史文化语境不可靠几种类型,每一类型背后都隐含有相应的文化机制。     

中国叙述学刍议

当前,中国叙述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初期对西方叙述理论的译介和对中国古典叙述理论的阐释过渡到提出中国叙述问题以及如何构建解决这些问题的叙述理论.构建中国叙述理论的前提是要廓清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如构建中国叙述理论的合理性、中国古典叙述与现当代叙述之间的关系、拟构建的中国叙述理论体系与中国古典叙述研究的关系、中国叙述理论与西方叙述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其他领域的叙述,如电影、新闻媒体、绘画、雕塑、法律等.本文提出构建中国叙述学理论要立足于中国叙述这一土壤,不仅要借鉴西方的叙述理论,更要倚重中国已有的叙述理论.     

略论西方美育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和思想理论的建构与西方美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联。现代中国美育的概念形式,大多是在译介和传播西方学人如鲍姆嘉通、康德和席勒诸人的美学等现代知识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当代学者张君劢、沈建平在全面介绍并评述西方美育定义及其派系状态的过程中,对现代中国美育整体形式建构及其知识学之分类研究作出了较大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洪堡的礼物》中“内聚焦”叙事模式探究

索尔·贝娄的小说视角常采用独白的形式,叙述者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独特叙事视角在其代表作之一《洪堡的礼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索尔·贝娄将叙述中心置于故事叙述者查理·西特林的意识中,全力刻画聚焦主体,充分运用“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让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关注着自己的过去,追问着生存的意义.贝娄通过不断变换聚焦者的时空位置来感知叙述声音,进而妥善处理叙述者西特林的视野,客观分析叙述者的思想和感受.借用叙事视角变化的互补关系排除各种不可靠因素,减少读者认识上的偏差,彰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赋予小说极强的互文性.     

从言意关系看什么是不可靠叙述——论叙述框架的叙述功能与人格功能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辩"是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起源,其思想方法可以用来解释不可靠叙述中的诸多难题。不可靠叙述的主要问题是对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双重人格化理解偏误。叙述者是叙述框架的叙述功能面的比喻,隐含作者是该框架的人格功能面的比喻,不可靠叙述的根源是叙述框架的叙述功能与人格功能之间的差异,该差异由作者、读者、文本程式等共同赋予。修辞派与认知派都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因此导致片面化理解。从言、意关系出发,一切文学化的叙述都是不可靠叙述。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义——与钟雪萍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男性学者热情参与西方女性主义的译介和阐释,积极进行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实践的梳理研究,试与钟雪萍先生商榷,并解决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盲点:女性主义是女性自己的事情,国内男性理论中心反应淡漠.其实.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内男性理论家、批评家的努力,男性学者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之所以存在男性不关注女性主义这个盲点,究其原因:其一.女性长期以来所处的"第二性"地位,导致女性形成了男性是不会关注女性主义的误解和偏见;其二,因为存在少数男性误解和抗拒女性主义的现象,女性则以偏概全地得出男性不关注女性主义的结论.     

试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以《押沙龙,押沙龙!》为例

"叙述者的不可靠"是叙事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第一个讨论这个概念的是韦恩·布斯,詹姆斯·费伦和玛丽·帕特里夏·玛汀把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细分为以下六种类型: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读解和不充分评价.它们分别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和知识/感知轴上.由于没有掌握关键的信息,<押沙龙,押沙龙!>中四位叙述者的叙述都是不可靠的,费伦和玛汀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探索这些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提供了精密的武器,在对<押沙龙,押沙龙!>的读解过程中,我们也能学会如何辨别叙述者的不可靠性.     

不可靠的叙述者：《玫瑰之名》的阿德索

意大利知名学者翁贝托&#183;艾柯的成名作《玫瑰之名》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艾柯在这部小说里巧妙安排了“不可靠的叙述者”——阿德索．这一叙述技巧的运用寓“反讽”于文本之中,彰显了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范本。     

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答鲁克俭和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

2005年以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鲁克俭依据西方马克思学的“最新成果”批评了该书“代译序”作者所持观点的历史“陈旧性”。其实,作者并非没有注意到陶伯特等人的这些新资料,只是坚持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不能简单地建基于马克思学之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基本编排方式,不仅仅是文献的结构问题,还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问题。至于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认为的广松涉没有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新成果,并且审订者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过高等问题,必须指出,译介广松涉是因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更是由于他是一位自觉进行东西方对话的思想大师。中外学者的这些不同意见表明:必须认真谨慎处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重要的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论逻辑的认识,并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推进这一科学思想运动。     

论《现代文学》小说的叙述视角艺术

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小说在叙述结构、叙述视角和叙述语式等层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通过引入"隐含作者",让"隐含作者"与全知叙述者对话,使叙述者变成"不可靠"叙述者;让全知叙述视角与其它叙述视角进行平等对话,完成了复调小说的创造.内视角的灵活运用超越了叙述视角的限制,将有限引向了无限.第三人称外视角小说一方面实现了逼近生活原生态的艺术理想,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大量悬念,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与意义传达

本文以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为中心,探讨这些由"不可靠叙述者"进行叙述的小说如何实现意义的传达。文章分析认为,这些小说采用了转换人称、设置超叙述和复调双声等叙述策略。而这些叙述策略之所以能够实行,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是人物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复合叙述,并且从根本上依赖隐含作者。因此,"不可靠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相对的、局部的,隐含作者从根本上控制小说意义的传达,并赋予小说总体上的可靠性。     

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与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也被看作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伴随着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出现了变化,逐渐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考察中西叙事作品中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及分离变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更好地理解小说创作与小说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构成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三题

近年来,文化深层结构论、文化相对论和哲学释义学方法引进了文化史研究,国际上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对国内的“文化热”产生着一定的影响,由此而来的对中国近代的反传统思潮、特别是对“五四”的反思亦成为文化史的热门话题,这无疑有助于深化文化史的研究.但问题亦随之而来:一、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是不是“最传统的反传统者”?他们以近代西方文化作参照系来反省传统文化,是不是一种片面和浅薄的表现?二,从释义学方法能否得出近代启蒙者根本不可能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论?三,应以何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探寻?以上三个问题都涉及对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史的认识和论的评价问题,本文拟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环视世界 关注高端——海外史学理论译介的最新动向

海外史学理论的引进是中国大陆史学变迁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近几年来,这种引进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呈现出新的趋势,取得了不少新的令人瞩目的成果,给国内学者带来世界史学发展的最新讯息.学术期刊是研究和译介外国史学理论成果的重要园地.在期刊的积极参与和引导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界的影响,海外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对文明史、"历史符号学"研究引起国内学界注意.我们应当明识外来话语之利弊,妥善吸收其间的合理因子,来拓宽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学术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与本土历史相符的话语系统,形成相对自觉的与西方话语的互动机制,整体拉动学术增长.     

不可靠的叙述者:《玫瑰之名》的阿德索

意大利知名学者翁贝托·艾柯的成名作<玫瑰之名>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艾柯在这部小说里巧妙安排了"不可靠的叙述者"--阿德索,这一叙述技巧的运用寓"反讽"于文本之中,彰显了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范本.     

中国法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以《大清律例》为中心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交流日盛。17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兴起了“中国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法也传播到西方,进而塑造了西方对华法律观。大体而言,在“中国热”时期,西方对华法律观有褒有贬,整体上是肯定为主。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特别是《大清律例》被完整译介到西方之后,改变了西方的对华法律观,最终形成了所谓“法律东方主义”的“主流观念”。虽然这一观念的形成不完全是中国法在西方传播所致,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

丁韪良是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和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他与京师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合作翻译的《富国策》一书,最早将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该书叙述到商品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等经济学理论,详细介绍了资本、地租、利息(利润)、价值、工价、钱币、邦国通商等经济学概念,以及创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著作,对近代中国人了解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