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述评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是指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特殊地位,而赋予其在职务犯罪以及其他相关犯罪的侦查中优先于其他机关的权力。现代社会中职务犯罪的高发态势及其复杂性、牵连性等特点决定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的重要价值。确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要处理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行为与纪检部门办案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牵连管辖问题以及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等问题。作为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直接采取强制措施,既适应了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能促进法制化与民主化进程。对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牵连管辖案件,应明确以检察机关管辖为主,公安机关予以配合。同时,为强化宪法赋予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赋予检察机关更全面的机动侦查权,即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范围以外的刑事案件有决定自行立案侦查的权力。上述改革既保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接轨,又符合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同时,也能与国际司法改革发展趋势相一致。     

侦查监督制度改革若干问题

侦查监督是我国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机关进行的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担负的法律监督职能.早在我国人民检察制度创建初期,检察机关就被赋予侦查监督职能.     

两大法系法官侦查监督权之比较

综观两大法系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都赋予了法官侦查监督权,即法官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实施的侦查行为依法进行司法监督。但由于对刑事诉讼目的、价值的认识差异,以及法律渊源、历史传统的不同,两大法系国家对法官侦查监督权的立法规定也有所区别。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职务犯罪侦查问题探析

职务犯罪侦查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应当由专门机关行使,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体系构建中采取了一种具有我国特色的分配方式,将刑事侦查权分给不同的机关行使,由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主要负责一般主体的职务犯罪侦查,检察机关负责对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进行侦查.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侦查机关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将案件事实侦查清楚。特别是对于毒品、货币等犯罪,由于案件特殊性质决定,公安机关经常采用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缺乏对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文章拟对诱惑侦查进行制度设计,以彰显国家机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职能。     

人权保障视野下设立预审法官的必要性--"侦审合一"的弊端及其完善

近年来 ,各地公安机关为提高司法效率 ,先后进行机构改革 ,将“侦审分设”① 改为“侦审合一”② 。这一全新的侦查体制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由于公安内部证据审查机关被撤消后 ,因检察机关监督的被动性、薄弱性和滞后性 ,以及法院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仅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往往缺乏真实性而流于形式 ,加上侦查权固有的强大 ,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合法权利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针对“侦审合一”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弊端 ,从理论上探讨设立预审法官制度的必要性 ,目的是想通过设立预审法官来行使司法授权、司法审查、司法救济 ,从而限制侦查权的滥用 ,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职务犯罪侦查问题探析

职务犯罪侦查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应当由专门机关行使,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体系构建中采取了一种具有我国特色的分配方式,将刑事侦查权分给不同的机关行使,由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主要负责一般主体的职务犯罪侦查,检察机关负责对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进行侦查。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刑事诉讼体系逐渐发生了较大     

侦查机关通过监听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研究

我国法律对侦查机关通过监听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虽有规定,但不够明确.判断侦查机关通过监听取得的材料有无证据能力,既需要考虑赋予一般证据材料证据能力的普遍性要求,还需要考虑监听取证本身固有的属性.我国对于侦查机关通过非法监听所获证据材料的排除,应当采取法定强制排除、酌情裁量排除和允许瑕疵证据补救相结合的做法.     

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针对实践当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体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准确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改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制约,从根本上保证案件的侦查质量和诉讼质量.     

澳门地区公务员法律制度评述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确认我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澳门的稳定与发展,中央政府决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在法律制度方面,澳门回归后其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相抵触或其他机关作出修改外,予以保留。尤其《澳门基本法》第100条规定:“澳门原有关于公务人员的录用、纪律、提升和正常晋级制度基本不变,但得根据澳门社会的发展加以改进。”另外,自1987年《中…     

看守所改革势在必行——建议将看守所由公安部移交司法部管理

"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人们开始对看守所的管理及执法形象产生质疑,从刑事司法一体化的理念来看,应该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若将看守所在内的执行机构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那么,公安机关作为治安管理机关,担负治安、侦查和预审等工作职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担负法律监督、检察起诉和公诉的职责;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专司定罪量刑职责;司法行政机关所辖的监狱、看守所及社区矫正机关,担负对已决犯和未决犯的刑罚执行、监管看守和教育矫正工作.四类机关分工合作,职责明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才能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     

检察引导侦查的价值评价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检察引导侦查的举措,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纷争。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引导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反映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监督制度的迫切要求。建议将"检察引导侦查"改为"检察监督侦查",同时要从对象、时间、方式上限制侦查监督,包括监督侦查的对象的特定性,即仅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阶段性,即必须在破案后固定证据阶段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单方性,即不得召开联席会议。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监督论

在我国,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活动的独特属性决定了侦查行为很容易出现滥用的情况,因此,为了保护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侦查监督就成了侦查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我国检察院自侦程序却恰恰缺乏这种外部监督,这就使法律的公正性受到了挑战。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同时检察机关又肩负着侦查犯罪的职责,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侦案件的监督缺位。因此,对于自侦案件,必须借鉴国外的做法,从立法上进行约束,并且赋予人民法院、辩护律师相应的权力对之进行监督。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法律制度评析

长期以来,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一般由公安机关以行政手段决定.《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将强制医疗程序纳入司法轨道,但缀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限定条件.《精神卫生法》则立足于行政手段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管理进行了规定.虽然两部法律的规定更多是宏观上的制度构建,但有理由肯定其划时代的巨大意义,并有必要对相关内容进行解构和研究.     

论侦查的诉讼特性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审判阶段引入了对抗审判方式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 ,目前侦查阶段的强职权主义特性使对抗式审判方式大打折扣。因此 ,在刑事审判阶段借鉴西方各国侦查制度诉讼化的经验十分必要。本文认为 ,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是运用“三方组合”诉讼理论重新构建侦查制度。这种侦查诉讼化的思路表现为 :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 ,使其不能随意侵害公民基本权利 ;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较为全面的针对侦查行为的防御权 ;赋予法官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以防止非法侦查行为。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对城市规划管理的影响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指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1996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一规定为确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2003年,山东省17地市相继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这标志着山东省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从全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来看,主要集中的是市容环境…     

我国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探讨

近年来,我国恐怖活动犯罪日益增多,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为此,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特别针对此类犯罪设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对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现行法律规定看,还存在没收对象与范围限定狭窄、适用条件严格、公安机关调查程序阙如以及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对此,需要适度扩张没收对象与范围、设立独立的民事没收程序、补充和完善公安机关调查程序、并以“优势证据”取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不仅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需要,而且契合社会发展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容易造成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混乱。立法要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及适用程序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制度,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     

浅谈刑事错案赔偿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实施,侵权赔偿的法律观念越来越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国家侵权法律制度发展的里程碑。在《国家赔偿法》里明确作出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应予赔偿的规定,是我国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对刑事赔偿问题作出的规定。《国家赔偿法》虽然没使用错案一词,但是这一法律制度无疑是针对错案赔偿而言的。国家赔偿和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