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疾病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生命表的研究方法对2016年吉林省死因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推算吉林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分析主要疾病对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6年吉林省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8.12岁,其中男性为75.83岁,女性为80.61岁。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吉林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相比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1.94岁,其中男性提高了1.71岁,女性提高了2.17岁。分析疾病因素对人口死亡的影响,主要疾病致死率非常高,其中前10位死亡原因引起的死亡比例占98.94%,前4位死亡原因引起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9%,影响较大的疾病包括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等。进一步分析主要疾病对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发现,循环系统疾病是对人均预期寿命影响最大的疾病,因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要想降低疾病的发生率及致死率,进而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针对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建立危险因素的识别与干预体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建设公共安全环境。     

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临退休的劳动力样本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延迟退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构建了三期生命周期模型,理论推导和分析了个体的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基于Charls2018的数据,将临退休劳动力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理论推导所得出的假设。研究结果发现：个体预期寿命延长会显著增加其延迟退休意愿,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个体倾向于延长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同时也会延长工作时间为老年时期增加经济来源;个体受教育年限与退休意愿之间具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关系,受教育年限较低和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两个群体都表现出具有较为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受教育年限增加会促使个体为延长投资回报周期而延迟退休时间;同时高学历的个体收入较高,这又会使个体倾向于增加闲暇时长,提早退休。在调节效应方面,性别在预期寿命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预期寿命的女性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性别在受教育年限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受教育年限的男性会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退休意愿,但不存在复杂的U型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更加符合劳动者预期的退休制度提供了参考。     

中国人口的流动预期寿命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率的不断增长,人口流动的长期化趋势日益明显。对于流动的长期化或处于流动状态的时间长度,一般使用流动人口在目的地的平均居住时间长度来衡量。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和指标,即流动预期寿命。它是指在给定的分年龄人口流动率的条件下,人们预期在流动状态下度过的年数。它是通过编制生命表进行计算的。平均居住时间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而平均流动预期寿命排除了年龄结构的影响。通过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我国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寿命在过去10年增长了一倍,由2000年的5.4年上升到2010年的10.8年,2010年男性的平均流动预期寿命略高于女性。人口流动的常态化和长期化成为日益显著的趋势。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分析与预测

本文通过对我国人口年龄和性别构成现状的分析,运用蒋庆琅法利用2003年我国人口抽样和死亡率资料编制当年的简略寿命表,估算我国现阶段人口的预期寿命。接着,对我国自解放至今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最终利用我国自第四次人口普查至第五次人口普查阶段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率等相关资料,对我国人口2001-2020年的预期寿命作出预测,得出今后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将继续增长,但增长率依年度的推移而递减。     

对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间接估算及评价——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本研究应用直接法(寿命表法)和间接法(模型生命表法)对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分别计算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表明:直接法计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数值偏高,经过间接估算方法调整后,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3.65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地区差别非常大。我国应采取措施进一步缩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地区间差异,提高人口预期寿命。     

2000～2010年中国人口的工作预期寿命

随着我国的经济转型和教育扩张,我国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意味着工作年限或工作预期寿命的缩短。为了分析我国人口劳动参与率和工作预期寿命的变化,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编制2000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的工作生命表。计算结果表明,2000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0岁的平均工作预期寿命分别为39.5年和38.1年;15岁的工作预期寿命分别为40.8年和38.9年。分性别计算的工作生命表显示,男性的工作预期寿命都高于40岁,而女性的工作预期寿命都低于40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工作寿命比女性高6年多。死亡率下降对于工作预期寿命的下降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抵消作用。     

江苏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估计及死因差异分析CSSCI

本文应用quadratic模型对高年龄组的死亡率进行了修正,采用生命表法计算了2020年江苏省平均预期寿命,使用去死因生命表法对主要死因进行了分析,随后用Arriage分解方法对预期寿命的差异进行年龄分解,比较了不同性别、不同死因在不同年龄段对出生队列的出生预期寿命的影响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平均预期寿命在提高,但是性别差异并没有缩小;出生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组;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死因,约占80%;相比于循环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肿瘤的死亡集中在中老年组;不同性别,不同死因,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于出生队列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我国老年人口失能判别及其对健康预期寿命影响分析

老年人口失能水平对健康预期寿命的测算具有重要影响,而不同数据来源的老年人口失能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以经过模型生命表调整的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所计算的生命表为基础,以2010年人口普查、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CHARLS数据和2014年CLHLS数据为资料来源,探讨老年人口分年龄失能状况及其对健康预期寿命测算结果的影响。老年人失能率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健康预期寿命及其性别年龄模式。无论是失能的主观评价指标还是客观评价指标,不同数据来源的高龄老人失能率差别较大;CHARLS数据中高龄老人失能率偏倚原因可能产生于调查过程中的系统误差,而非样本规模较小;CLHLS和CHARLS中的问卷访题设计也是影响失能程度判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理论和应用层面上探讨我国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老人失能水平的差异及其原因,逐步形成共识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年龄组平均预期寿命变动的实证研究

平均预期寿命是国内外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只公布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而要进一步研究,则需要分年龄组资料。利用1995年、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编制分性别、分城乡的完全生命表,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得出:我国各年龄组平均预期寿命,女性>男性,城镇>乡村;暂时平均预期寿命的相对增长速度,1995~2005年快于1981~1995年,女性快于男性;老年组死亡率的降低对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的贡献率最大。     

中国各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及地理分布分析

平均预期寿命是世界公认的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本文以生命表为基础,主要依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各省市区的预期寿命并进行相关分析,计算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8.17岁,男75.86岁,女80.68岁,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预期寿命与婴儿死亡率呈负相关r＝-0.789,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正相关r＝0.604。预期寿命女性比男性长4～7岁,符合一般规律。影响男性寿命低于女性的原因很多,本文重点讨论了遗传因素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对预期寿命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     

人均预期寿命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3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分析

人均预期寿命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人民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死亡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大到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小到人们的饮食习惯都会对它产生影响。科学分析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因素对于政府相关政策以及行业相关制度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研究不同因素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2000年至2015年以来的193个国家的包括成人死亡率、婴儿死亡数、人口数量、收入构成、青少年瘦弱率等20个可能与人均预期寿命相关的影响因素的数据,通过相关性检验,发现人口数量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进一步应用因子分析对变量进行降维,得到了经济因子、免疫相关因子、幼儿风险因子、死亡因子、健康水平因子及不良习惯因子共6个影响因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个因子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程度,发现经济因子对人均寿命的影响程度最大,而免疫相关因子对人均预期寿命影响程度相对最低。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6个公共因子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具体影响,预测未来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     

人口规模、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目前关于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经验研究,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STIRPAT模型为研究起点,运用中国1997～200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riscoll和Kraay基于固定效应中纠正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的估计方法,具体考察了地区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情况下,人口规模的排放弹性显著为1,因此,以中国为样本研究碳库兹涅茨曲线(CKC)并不会产生太大偏误。在反映人口结构的变量中,劳动年龄人口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户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率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人口预期寿命预测的Double-Gap方法及其改进

文章通过引入灰色预测GM(1,1)模型改进Double-Gap方法对寿命差距进行建模,并将预测结果与传统Double-Gap方法、Lee-Carter模型和贝叶斯分层模型进行比较,以探寻适合中国人口预期寿命预测的科学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从建模原理看,Double-Gap方法不仅能在建模中将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与人类最优表现预期寿命进行关联,还能避免Lee-Carter模型等间接预测法中死亡模式固定的缺陷,同时方法客观、可操作性较强。(2)从模型的拟合与短期预测效果看,改进Double-Gap方法具有较小的平均绝对百分误差,并能有效弥补Lee-Carter模型在人口预期寿命预测中出现的过拟合问题。(3)从模型长期预测效果看,Lee-Carter模型和贝叶斯分层模型在预测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时较为保守,而Double-Gap方法预测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能保持与最优表现预期寿命之间的合理变动趋势,并且改进D-G方法预测的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趋势的斜率值小于传统D-G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人口死亡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寿命增长减速的趋势。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的实证研究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十二五时期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的目标。本文在生命表数据基础上,通过计算平均预期寿命贡献率并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后得出:我国目前平均预期寿命虽然已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其绝对增速正逐渐放慢。而降低60～90岁年龄段老年人口死亡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缩小家庭规模、迁移有条件的离退休老人到低海拔地区养老是实现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目标的有效路径。     

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国民储蓄率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增加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减少,在某些时期上升而在另一些时期下降。文章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将预期寿命分解为"不健康"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从人口寿命结构视角观察人口在不同健康状态下的储蓄率差异。研究发现:(1)"不健康"预期寿命的长度对国民储蓄率有负面影响。即随着"不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国民储蓄率趋于降低。(2)健康预期寿命的长短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延长涉及的人群特征与国民储蓄率息息相关。具体而言,中青年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将促进储蓄率增长,而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则会弱化储蓄动机。这意味着健康状况的持续改善将推动新兴经济体的储蓄率形成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走势。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可以推断目前中国国民储蓄率已进入寿命延长所诱发的下行通道。     

中国人口的死亡水平及预期寿命评估——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1981年的中国人口生命表为模型生命表对2010年的人口按龄死亡模式进行修正,测算2010年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以及性别模式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201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下降至5.58‰;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5岁,其中男性的预期寿命超过73岁,女性预期寿命为78岁;近10年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幅超过4岁,高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然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婴幼儿和老年人口存在严重的死亡漏报,现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制度因素的制约对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的提高提出了巨大挑战。偏高的女婴死亡率虽然较2000年有所改善,但依旧存在,对女性的社会歧视仍在威胁中国的人口安全。     

婚姻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201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婚姻状态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基础回归结果显示:有配偶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要长,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比重也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细分老年人的婚姻状态、进一步考虑老年人上一期的健康水平及婚姻状态后,丧偶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最短;与家人一同居住、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没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病、患重病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处于劣势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态对女性、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农村女性老年人以及城镇男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最短。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个体的健康行为(吸烟、饮酒)、社会参与和及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是婚姻影响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渠道变量。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婚姻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及占比的影响受其乐观态度的正向调节,受其孤独、焦虑以及自主性的负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