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变迁下的梁末北迁士人羁旅心态浅析

梁朝末年,侯景之乱的爆发和梁江陵政权的灭亡造成的政权变迁不仅带来了随后南方梁、陈政权的更迭,也造成当时大批百姓和贵族士人的被迫北迁。这样,在北朝东、西两个政权之下从此也就各有了一批梁末北迁士人。这些北迁士人生活在北朝政权之下,因亡国失家、身居异地以及不被北朝统治者所认同等因素长期存在着羁旅心态,并因这种羁旅心态而改变着人生观和价值观。     

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名士与名妓——《花月痕》与《青楼梦》中的情性交流

晚清小说《花月痕》与《青楼梦》被称为＂狭邪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了士人与妓女之间的交往和情感。从而展现了晚清时代士人的宦海沉浮,以及士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生命与爱情的珍重。表面的狎妓,其实包涵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

忽必烈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和完善。此主要表现在：征用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这些政策中虽存在民族歧视、科举废弛、“重吏轻儒”等不足,但仍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巩固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略论士人知识群体的形成及社会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 ,士人知识群体形成 ,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 ,代表战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士人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冲突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 ,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 ,将士人群体置于专制政权设置的规范之中 ,士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在此时基本确定 ,其社会生活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创造和传承文化 ;追求个性独立 ;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人格完满 ;积极的用世思想。这些特点成为士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基本区别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分析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十分复杂,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汉族士人自身的因素,也有南朝政治环境的因素。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以南朝还是北朝为正统。     

凤凰与早期中国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涵，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之“德”，并成为“明王”的预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凤凰的知识和信仰被转换、改造，用以建构和形塑理想士人人格。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将“德”由政治面向的君王的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的德性，将天命转换为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同时将凤凰出现与否和君子的穷通联系起来，将其形塑为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的形态与仁、义等德目的对应关系随后也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屈原虽不言天命，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思考没有超越周初的天命观，而且，他极其关注士人的人格，张扬凤凰被放逐、被囚禁以及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将其形塑为洁身自好、取义成仁的骚人人格的表征，透露出士不遇的焦虑，这得到了宋玉的发扬。汉代士人则基于时势的体验，主张“知命”、“委命”，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新君子人格，潜藏着吁求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基于环境判断或远翔或降临的凤凰被形塑为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的新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虽被不断形塑为不同内涵的理想士人人格，但都潜藏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不遇焦虑的...     

中州士人与汉代政治

西汉时期，中州士人在整体上并不活跃，但贾谊、晁错在政治文化方面、桑弘羊在经济理论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对封建社会初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刘秀为代表的、具有浓重儒学色彩的东汉政权建立后，作为文化中心，中州广被儒教，孕育了士人重名节的风气，清议之风由此波及全国，最终形成了以中州士人为核心和骨干的党人。士人的忧患意识与献身精神至此得到了最明确集中和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是中州士人最为宝贵的性格。     

试论两晋士大夫精神之异变

两晋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西晋士人唯求自全,身无特操;东晋士人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西晋士人或生活奢靡,或生性悭吝,价值观偏执于两个极端;东晋士人具有仁、恕的道德精神,人格优美。西晋士大夫发现了山川之美,仅将其作为浮华生活的补充;东晋士大夫以爱物之心与自然相贴近,尊重美的事物的主体性。永嘉南渡是发生这些变化的转捩点。随着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士人的相互流动,江南意识逐渐萌芽。东晋时中原政权南迁,江南成为正朔所在、众望所归,增强了南方士人的地域自豪感。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世说新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考论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最初见于明代晚期。在随后的清代获得了广泛流传，多见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小说和戏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分别经历了“君虽不惠．臣不敢不事君”、“君为臣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观念的衍化历程。明清时期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专制的绝对强化是此观念产生、流传的现实背景。     

天然和尚函昰与“函”字辈诸人的交往

与礼空隐道独为师的“函”字辈诸人,或早卒,或抗清而牺牲,或为遗民,其与天然函禅师的交往,表现出那个时代岭南佛门的禅僧具有强烈的遗民倾向,其价值取向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谈雅舍小品与明清小品文的内在精神联系

作为现代作家的梁实秋在精神气质上受传统文化心态影响很大,他的小品文与明清小品文相比,在文化境界和文化心态上既有所继承又有所超越。雅舍小品继承了明清小品文对市民文化的关注,并以现代文化的目光加以审视。在创作心态上,梁实秋的文学选择与明清小品文大家的文学选择一样,经历了由迫不得已,不再关心于重新架构文学理想,选择独抒性灵的小品写作,到认同这种边缘的文化身份而终的过程。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明清时期的几种《庆阳府志》

庆阳在明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至少七种府志,这些府志是各个时期庆阳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由于保存不当,大多数已经失传,今天可以见到的只有嘉靖本、顺治本和乾隆本。这七种《庆阳府志》性质的志书是中国古代方志的一个构成部分,但长时间以来却不为方志研究者所知。分析其内容和写作特征,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古代志书的发展历程,丰富中国方志学史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几种政策的比较研究

弘光政权是明崇祯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之后第一个南明朝廷,它与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存,最终为清朝所灭。为什么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胜于对手以及据长江之险的南明弘光政权在短短的一年就灭亡了,而清朝为何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经过对双方的用人政策、吏治和惩贪政策、赋税政策以及治军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弘光政权的政策具有腐朽性,清朝的政策具有进步性。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论唐代的谋反罪

唐律对谋反罪的处罚是历代法律中最轻的,主要体现在家属缘坐范围小。唐太宗君臣通过反复讨论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既说明唐代法律向文明的迈进,也反映了唐律持法宽平的特点。后来明清法律一反唐律的规定,又扩大了家属缘坐的范围,这既与专制皇权的加强有关,也与两朝初建时期的政治形势有关。同时,唐代皇权也有与汉、明等朝相同的特点,即利用谋反罪名诛除潜在的威胁势力,这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