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的博弈僵局与制度破解——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视角

我国农地流转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复杂利益关系使农地流转陷入博弈僵局:流转制度供给不足,博弈环节纠纷发生率高悬;流转市场尚未健全,缺乏相对独立的公益性中介;农地产权主体缺位,地方权力在流转中干预过度;新型主体生长乏力,多重权利引发投机行为。欲破此僵局,应强化农地流转制度供给,列举清单规范利益相关主体的责权行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积极引入第三方平台作为流转媒介;高效推进落实农地确权,以农村金融促进农地资源的资本权益化;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方式,大力培养合格的农民本土创业者。     

我国当前农地制度改革中的“国家行为”研究

国家近年来深化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中,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存在可作不同理解的问题。这种状况会导致当前地方基层政府正在主导推进的农地制度"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在不恰当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引导下展开,引发农村新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当前国家行为转向了"规则的"意向类型;国家的统治也从"管理"转向"治理";国家行为的新转变,体现在当前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中就是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特别是农地利用中的"规则"建设。但研究发现,国家当前出台的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中仍存在突出的问题。这与国家行为转变之后国家促进农村社会"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和国家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增长"、"农村政权稳定"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之间"缺乏整合性"有关。国家"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尚没有较好地贯穿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各方面政策中。其深层原因,是国家对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科学认知尚需进一步提高。国家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认知把握农村改革的"内容体系、展开路径和协同机制",国家"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才会真正贯穿到全面深化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各方面内容中去。     

美国农地管理制度及其主体变迁的经验考察与借鉴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已经进入城市化稳定发展时期.但是美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土地利用、农地管理效率低下、农地过渡非农化等问题.对美国农地管理的历史演进与主体行为变化的总结与分析,对提高中国的农地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绩效:一个理论框架

农地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安排以及产权内部各项权利构成的总体反映。根据产权对经济绩效的一般作用机理以及转型期中国的实际,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农地所有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农地承包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产权内部权利构成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农地产权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农地产权形式或不同的农地产权结构对权利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产权通过其激励约束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促使农地产权主体的相应行为向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农业绩效提高的方向发展。     

外部利润、效率损失与农地股份合作制度创新

农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创新,能产生经济当事人在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外部利润,但农地股份合作制度规则内含的矛盾又可能导致效率损失。明确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性质、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赋予农民个人土地股权以物权属性、提高农民谈判能力、规范政府行为、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管理模式、合理设置并明晰农地股权、赋予农民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员退出权等,能有效地提升外部利润,减少效率损失,促进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健康发展。     

我国农地非农化中政府行为的博弈论解释

在我国,政府直接掌控农地非农化过程,因此要研究我国农地非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本文通过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中的博弈模型,对农地非农化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中央政府的制度变革行为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当前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土地违法者、中央政府农地非农化制度变革艰难的原因.     

农地征用中利益分配零和博弈探析

农地征用过程中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 ,目前我国的农地征用在制度规定和实际运作中所存在着的错位与不合理 ,以及官本位格局下强政府———弱农民的力量对态势是其主要根源。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规范政府行为 ,培育由市场形成农地转让价格的市场环境 ,创建和扶持农民组织 ,增强农民的博弈能力 ,在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平的谈判协商机制 ,是避免零和博弈的结果 ,达到博弈均衡的必由之路。     

农地征用中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博弈

农地征用过程中,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目前我国的农地征用在制度规定和实际运作中所存在着的错位与不合理,以及官本位格局下强政府─弱农民的力量对比态势是其主要根源。完善征地补偿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培育由市场形成农地转让价格的市场环境,创建和扶持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博弈能力,在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平的谈判协商机制,是避免零和博弈的结果,达到博弈均衡的必由之路。     

农地产权正义实现的路径探讨

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化的扩张,农地产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农地产权正义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构建和谐农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实现农地产权正义的基础条件是明晰农地产权主体,解决地权主体虚置、结构失衡和边界模糊问题;实体要件是充分赋权以弥补农民土地权利的缺失与不足;形式要件是完善农地产权证书形式与运行程序形式,解决已有产权形式存在的缺陷;目标要件是摆脱行政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代之以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取向;行为关系要件是约束产权相关主体行为,防止农地侵权行为发生,以及被侵权后有可救济的实施途径。     

我国农地制度的缺陷及创新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农地制度改革与创新的纲领性文件。针对现有农地制度存在产权残缺、产权的模糊性和非排他性、产权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让性等问题,应创新农地制度的基本思路:形成农地产权结构合理,主体界定清楚,边界清晰,交易成本、监督成本、社会摩擦成本和社会稳定成本最低,农地配置效益最高的农地制度。通过农地产权多元化,使用权流动化、价值化、证券化,承包权物权化或财产化,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化来降低综合成本,提高制度绩效。     

论我国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宪法学说

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有没有宪法学说?尤其是横跨这两个年代的十年"文革"有没有宪法学说?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这也许是目前我国宪法学界尚没有定论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宪法制度,也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宪政之路,没有停顿.宪法学说,没有空白:不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任何时期的宪政及其宪法学说,在这个民族的宪政运动和宪法学说史上,都必然有它特定的地位和独到的思想、文化价值.     

法律的主体与法律的主人

法律上的主体 ,一不参加有关法律的立法 ,二会因法律关系的灭失而不复为主体 ,三可能因为成了某种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受法律的制裁。法律的主人参与法律的制定 ,不因具体法律关系的灭失而丧失主人地位 ,法律反映其意志与利益。区分这两个虽有联系却又根本区别的概念 ,对守法理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是守法 ,有消极守法与积极守法之分。消极守法虽为守法的主体 ,却非法律的主人 ,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法律的对立面。积极守法者必为法律的主人 ,只有法律的主人才可能成为自觉的、主动的、创造性的积极守法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中 ,要做法律的主人而不只是法律的主体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

农村垄断的市场结构、残缺的土地产权、公共产品对农民的排斥和社会保障在农村的缺失 ,造成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 ,要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必须从变革现行的农村经济制度入手 ,开展“制度扶贫”。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政界、金融界和学界曾掀起一波农村金融的浪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若干商业银行展开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及农民个体的贷款,并形成了一套理论思路和操作规程.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当时上海等少数大都市游资汇集而广大农村却严重缺乏资金的资源畸形配置状况,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需要解决受体的设计.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信用受体,它本身并不是金融机构,它以加入者的信用来降低贷款风险,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农村社会信用共同体的发育.农村新式金融的品种设计是从实际出发的,风险防范是有效的.农村新式金融可以做到低成本和薄利润,农村新式金融专业机构除了在开创期需要政府投入外,其日常经营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参与其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农村新式金融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货币条件才能稳步推进,需要政府的自律清廉才能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注定这次农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成功.     

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

20世纪 80年代新名词与 90年代新话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与国门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一现象在中国得以通行还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品性有关。现代汉语是深受西方语言影响的新的语言系统 ,它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 ,这种亲和性使它对西方语言具有敞开性。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新名词作为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新话语方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新的思想 ;也就是说 ,它本质上既不是汉语所已有 ,也不是汉语所潜在的即汉语在机制上所能产生的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入帮”原因分析

在很多论者眼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大量工人加入到以青洪帮为代表的帮会中。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离不开当时政治态势的变化。二十年代国共双方都在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这使其不得不将与工人关系紧密的帮会纳入到政治谋划中,帮会由此完成了某种质变。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尤其是国民党在组织、政策、实际操作中的种种,使政治力量以及现代工会组织都难以向工人提供必要的保障,而帮会则迅速填补了这样的空白,这也加速了工人"入帮"的进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讨论之历史反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实现了从输入西方美学思想到创立中国美学理论的转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美学体系的初步尝试,奠定了中国关学发展的范式;给美学以马克思主义新实践的哲学基础,反对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美学观,并与西方各种美学本体论相区别。讨论形成了四派基本观点,是思想解放、学术争鸣的一个范例,对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发展有很大影响;厘清了美学对象和研究方法,涌现了大量的学术人才,为80年代的美学复兴做了准备。     

论六七十年代香港校园戏剧创作

19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香港话剧创作,以"大专戏剧节"和校协戏剧社为主体的校园戏剧占据主流。当代香港话剧终于直面现实,翻开了创作剧的新的一页;这些话剧在写实基础上揉合现代主义,在戏剧艺术上又有了新的创造。     

三四十年代战争背景下的母爱书写

在战争背景下,三四十年代现代作家笔下的母爱书写与二十年代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出现了多维度、多元化趋势.已经不是二十年代作家笔下至纯至真母爱主题的极度张扬,而是揭示母亲极具社会性的复杂一面,出现了积极进取、努力摆脱现实命运的母亲形象,并出现了一大批"革命母亲".圣母形象逐渐消失,人性恶的一面彰显出来.革命女性作家尽管将更多的笔墨泼洒在全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解放上,女性的内审意识开始弱化,但是也难掩她们作为母亲内心的悲戚与哀伤.     

1950年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19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时期。大学校园里,学子们如饥似渴地上课、读书,渴望自己能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然而,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义务劳动既挤掉了学子们的许多求学时间,又使他们的身心在疲惫中受到伤害。看电影、跳舞、唱歌、打球是大学生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他们深深地陶醉在苏俄文艺作品所洋溢的浪漫与抒情之中,也在集体性的娱乐中放松自己。可以说,1950年代的大学校园既展现出乐观向上、奋发求学的热情,又流露着忙于政治运动、难以静心读书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