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古藏文冀邦的神话看党项的经济与宗教信仰

敦煌石窟收藏的大量珍贵手卷,除汉文写经外,尚有许多古藏文经书、文书,这些宝贵的手卷绝大部分已被劫至伦敦和巴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这部分古藏文资料的研究,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南语》(2)、《象雄语》(3)与《敦煌吐蕃文献选》(4)等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藏学家的极大注意。特别是藏文文献的研究也是敦煌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5)一书是英国古藏文学者陶玛士翻译和介绍了六篇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作品。本文探讨的是其中的第四篇,题为《没落的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孙林一、问题的由来：支锅称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一份重要的古藏文文献，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宝贵价值。在这份手卷中，按内容来说有３部分：（１）吐蕃大事纪年；（２）吐蕃赞普传记；（３...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导言

该文系日本学者武内绍人所著《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导言,讨论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献的全貌,列举了这些契约文书的种类,各种文字风格和书写形式,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和语言背景,内容独特,自成一文。     

也谈史诗《昌·格萨尔》与《岭·格萨尔》的渊源关系

与藏族英雄史诗《岭·格萨尔》有着密切关系的史诗《昌·格萨尔》(又称《冲·格萨尔》)是流传在我国四川木里藏族和云南宁蒗等地普米族中、用木里藏语和普米语讲述的《格萨尔》史诗的名字。在喀拉昆仑山西部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地区,也流传着当地布鲁索人(BuRuso)用布鲁夏斯吉语(BuRusHAski,又译为“祝夏语”。本文以下称“祝夏语”)讲述的《昌·格萨尔》。 《昌·格萨尔》于1935年首次在奥斯陆公诸于世,这虽比1716年在北京刻版印行的《岭·格萨尔》蒙文刻版七章本要晚二百多年,但在藏文史籍中提到“昌·格萨尔”这     

敦煌藏文本《孔丘项讬相问书》考

在伯希和(Paul Pelliot)和斯坦因(Aurel Stein)劫掠的我国大批珍贵敦煌遗书中,除了汉文的以外,以藏文的文献为数最多。这些藏文写卷和文书现在主要存于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伦敦。在这些大量的敦煌藏文文献中,有一篇记述项讬和孔丘对话的故事。这篇文献对于了解历史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文化交往,对于进一步认识历史上藏汉两族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解读吐蕃文献之商榷

黄文焕先生于1984年所出版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书中,译解四件残缺不全的河西吐蕃文书,并以之考证了吐蕃史上诸多重大史事。笔者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发现黄文焕完全误解了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并误证了相关史事。本文重新解读,意在说明了解历史语言的重要性。如何正确理解古藏文,是为唐代吐蕃史研究入门的基石。     

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续)

三、伯三二一一号文书、伯三四一八号文书均为王梵志诗的一部分(一)伯三二一一号文书的作者为王梵志刘铭恕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五四四一2王梵志诗集卷中”一条后曾作如下说明: 《敦煌掇琐》所抄伯希和三二一一号之无名长诗卷,证以此卷,知亦为梵志诗卷中。刘铭恕的意见是对的。检斯五四四一2号文书开端有“王梵志诗集卷中”、“王梵志诗集卷中”、“王梵志诗集卷中”完全重复的三句,它们是全诗的标题。据此,斯五四四一2号文书为王梵志诗无疑。而伯三二一一号文书的前十四首诗,除个别字因抄误外,内容与斯五四     

汉字的羡馀现象——汉语羡馀现象综合研究之一

一 REDUNDANCY,有人译为“羡馀性”,有人译为“剩馀信息、多馀信息”,有人译为“羡馀现象”。本文取“羡馀现象”这一译名,但并不否认其馀译名的合理性。“羡”就是“馀”,“羡馀”是汉语中一个古老的词语,把它和语言文字联系起来却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一切自然语言都具有羡馀现象,羡馀现象是“语言学家新揭示的语言的三个本质特征”之一。R·R·K·哈特曼和F·C·斯托克在《语言和语言学词典》中给 REDUNDANCY下了定义:     

丝绸之路沿线所出古藏文契约文书概说

丝绸之路沿线有着大量的文物、艺术品,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本文系统梳理了丝绸之路沿线所出古藏文契约文书的刊布与研究情况,讨论了这些契约的编号、数量、主要内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古藏文契约文书与丝绸之路上其他民族文字的契约文献,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及其互相影响的实物资料。     

论苯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地位

苯教(bon)是吐蕃的原始宗教,最初流行于象雄(zhang zhung)地区,故又称象雄苯教;后经辛饶米倭(gshenrab mi bo)改造为颇有体系的宗教,即雍仲苯教。辛绕米倭遂被尊为苯教始祖。吐蕃王族在雅隆地区兴起后,也逐渐接受了包含于象雄文明之中的苯教文化。在吐蕃早期历史上,苯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藏文文献指称,用轿子抬着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gnyav khyi bt san po)登上王位的十二位贤人,即是苯教徒。藏文诸史大都记载了苯教在上丁二王(stod kyi sting gnyis)时期广为流传的     

归有光的文论

明代弘治至万历初年,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文风,“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复古文风盛行近百年,自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渊源,茅盾曾在《夜读偶记》中加以说明。但流风所及,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弊端。在复古文风笼罩下,竟至有人认为“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这就完全割断了社会生活同文学创作的联系,完全否定了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实际上堵塞了文学创作的路子。物极必反,反对复古文风的人接二连三出现了。《明史·文苑传序》说:     

敦煌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藏汉对照词汇考诠校录

一 一般说来,敦煌石窟的吐蕃文书都可以作为研究古代藏语的资料,因为它们提供了公元八、九、十世纪之间的书面藏语样品,无论就语音、语法和词汇那一方面来讲,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源”。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见到不少语言学家利用吐蕃文书中的历史、文学和佛经卷子进行深入的语言学研究,写出一批重要的论著。 应该注意到就在敦煌吐蕃文书中还有一批专门为所谓狭义的语言学研究服务的资料,是用藏文逐字译注汉音本的或汉藏对音本的佛经和文学作品,早已为藏学界和语言学界所重视。现在,我们把与此有关的六个卷号情况作一简单介绍,侧重介绍敦煌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汉藏对照词汇,供同志们参考。     

“比”字古义通解纠缪

《论语·为政》云:“子日:‘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何晏《集解》云:“孔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杨伯峻《论语译注》把“周”译为“团结”,把“比”译为“勾结”,注云:“‘周’是以当时所谓道义来团结人,‘比’则是以暂时共同利害互相勾结。”由于《论语》的影响甚为广大,所以人们便以为古代的“比”在表示人与人之间     

敦煌西域出土 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相关问题研究

[提要]契约文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最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文献依据。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既是了解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吐蕃社会经济和语言文字的重要材料。根据这些契约文书中的交易时间、交易物品、参与人员、签名印证,对契约的概念和称谓等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可以发现这些文书是中原契约文书的承袭和沿用,是中华民族内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这些契约文书的内容既反映了敦煌地区的农耕文明、社会经济成就及经济制度的进步,也附载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对于研究当地部落建制和民族构成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藏文修辞学及其比喻格

藏文修辞学被作为专门的学科来研究,是在印度作家尤巴坚(,曾有人译为“杖者”)的《诗鉴》(《》)翻译成藏文后才开始的。《诗鉴》最初由印度诗人拉契嘎若()和西藏学者香端多杰坚赞()于公元1260——1280年间合译于西藏萨迦寺。以后几经修订,直到公元1772年才正式木刻问世。     

“籍”“藉”的区别

籍、藉二字，字形相近，读音、意义也有相同之处，故很容易混淆。籍，读jí。汉许慎《说文解字》：“籍，籍书也。从竹，声。”可见，籍原指用竹简编成的用来记载文书、档案的册子，即名册、户口册。《汉书·高帝纪》：“肖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现在的“户籍”就有这个意思。“党籍”、“国籍”、“籍贯”等便是从这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又引申为登记。后来也泛指书籍。“藉”，读jiè，指凭借。《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藉，从草，本意指草垫子。屈原《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     

西周三公辨析

西周三公究竟指哪三种职官?从西汉末年开始,即有两种不同看法,代表者就是经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本文认为,今文学派以六卿之中的三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是以汉制说周制,不足为取;古文学派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根据是较为可靠的。古文学派称引“古《周礼》说”。“古《周礼》说”同于伪古文《尚书·周官》,伪《尚书·周官》所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十一字,则是真《尚书·周官》篇之逸文。     

新加坡式英语中闽南语借词chio bu的词汇化

语言区域内的语言接触带来语言变化。以chio bu一词词形和词义的演变例证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中闽南语借词逐渐褪去源语的词汇特征,具有英语词汇的特征。趋势分析结果显示chio bu在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中活跃,地域色彩明显。语料库分析显示chio bu的使用日益让步于chiobu,在部分场合具备了英语数的形式;固化为单词,保留了名词性含义和特征,增加了英语前置定语的含义和特征;使用人群扩大,贬义的色彩弱化,增加了新语义成份。总之,闽南语借词通过借用强势语的语言特征获得更大的语言使用空间和更广泛的使用人群。     

《诗镜论》简介

《诗镜论》是藏族作家,主要是贵族僧侣作家奉为创作指南的一部谈文学理论和诗歌修辞技巧的书。这部书藏文叫作《》一般译为《诗鉴》或《诗镜论》,全译则为《修辞论诗镜》。实际上藏语“” (汉音译为宁俄)一词,是“美妙文雅的言辞”的意思,相当于汉语“文章”一词的含义。汉语“文章”一词,本也是“富有文采,斐然成章”的意思。同时“”这一命名,包括有诗、文和诗文合体三种文体在内,不仅仅指诗歌一种文体而言。因此这部书汉名译作《修辞论文镜》,或简译作《文镜论》,似乎较为合适些。     

古藏语里有复合元音吗?

(一) 藏学界的学者们都很清楚,古藏语①里有极其丰富的单、复辅音声母和韵尾,但就元音而言,却只有a,i,u,e,o…五个单元音②。所以,笔者提出古藏语里是不是有复合元音这个问题,可能会使人感到十分惊讶。但是提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古藏文历史文书中,的确存在写作复合元音的许多词语。请看下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