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白虎通》看汉人眼中的儒家思想

《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是两汉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它以"三纲五常"和阴阳五行的神学宇宙观为儒学的主要内容,在价值根源和君臣关系上曲解了孔孟思想。这一曲解是由儒家经籍的散佚,阴阳五行的盛行,道、法、名、墨诸家的影响以及专制皇权的加强造成的。曲解孔孟的汉代儒家思想一方面使儒学处于衰败境地,另一方面却对宋明儒学运动的产生起了不可或缺的刺激作用。同时,它对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集权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孔子以"仁"为儒学的基本范畴,纳"仁"入"礼",形成"仁"、"礼"结合的仁礼学说,进而以仁礼学说为指导提出"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实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礼乐文明的、不断进步发展的封建君主制度.孔子的"德治"思想,经孟子、荀子等形成体系,至董仲舒、司马迁臻于成熟,成为封建王朝奉行的治国理论.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统一——论儒学的二重性及其对徽文化的影响

儒学以商周传统宗教为思想渊源,以天道人道之思考为理论起点,故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哲学与宗教二重化的道路.这表现在,孔孟既继承了传统宗教中天地祖先崇拜观念,又对其进行了理性化改造,在承认天命的同时又将其纳入人类知性的范围,在敬畏鬼神的同时又拉开一定距离,借敬祖祭祖而弘扬孝道,既主张"复礼"又树"仁"之理念.原始儒学这种二重属性规定了后世儒学的发展方向,荀子与董仲舒由于偏离这一方向而受到正统儒家的批评,程朱理学则因融哲学理念与宗教意识为一体,在更高层次上恢复了原始儒学之精神,而得以成为正统儒学新形态并获官方意识形态之优位.此优位使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理学故乡徽州尤为突出,徽州各种文化形式都表现出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交融性.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贾谊礼治思想探微

贾谊的礼治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礼法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了以礼为本、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体系,丰富了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治思想。贾谊的礼治思想上承荀子下启董仲舒,成为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原初人学思想到古典人学——古代儒家哲学的逻辑发展

孔子改造原始天命观建立原初人学思想后,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原初人学理论.董仲舒以神学形式阐发儒家伦理,既是对人的肯定也是对人的否定,他游移在哲学与宗教之间,构成儒家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宋明新儒学通过对董仲舒的哲学化神学和佛教哲学的辩证扬弃,在新的高度向先秦的原初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复归,建立了古典新人学理论.儒家哲学对人的关注和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对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推荐名

我国古代教育基本框架的形成与确立,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其中儒家的"仁学"思想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孔子到董仲舒,"仁学"一以贯之,可以说儒家的"仁学"思想开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以"仁学"为正统的先河,确立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封建政权和伦常秩序,从而也就完成了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结构的构筑.本文从教育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其历史渊源.     

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宗教基因

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宗教基因魏春艳西汉王朝通过政权的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时，一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吸收中国传统宗教思想，大力宣传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认为“事天不备，虽百神尤无益也”于是步殷周以来巫觋的后尘，不仅以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而且还将...     

西汉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影响

［摘要］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成功改造儒学,并将之发展成为非常适合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通过官方的大力倡导,实现了先秦儒学从思想学说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整个社会儒学化氛围越来越浓厚。随着儒学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儒家倡导和主张的“大一统”民族观日渐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奉和信守的政治理念,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为中华大地“五方之民”所共同维护。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时期的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正式确立和发展意义非凡。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与封建“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体系——兼论孔子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与影响

中国封建道德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所组成的规范体系,这似乎是没有怀疑的。然而此规范体系是否与孔子的思想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却不一定为人所清楚。作为系统的且在理论上已具有成熟形态的“三纲五常”封建道德规范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即经历了先秦时期提出和酝酿阶段以及对此的初步实践时期,直到汉代初年董仲舒才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总结。董仲舒更多的是从政治实践中认识到,法家的以吏     

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溯源———论周公对孔、孟及其他儒家的影响

周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者。他的思想言论主要记录在《周书》诸诰中。他对儒家、道家都产生影响。他被尊为“元圣”,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宗师产生重大的影响。周公一生平乱、封建、制礼作乐,他在政治论 （修身说、君臣关系说、理想政治说、革命说、民本说）、礼意比礼仪重要说、家庭伦理说、天命观、人性观等方面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大学》及《中庸》等在不同面向、不同层次产生影响,对塑造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孔学:中国儒学的第一次飞跃

古来学者,莫不欲以其学易天下,而终于“易天下”者,唯有儒学。自孔子总结原始道德,摒弃“小人儒”、标榜“君子儒”而后,孔学即以中国儒学的姿态实现了质的飞跃,并从此炳彪于世。又三百年,董仲舒综赅孔学,杂以墨、名、阴阳、道、法诸家学说,构筑其“天人感应”体系。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是为董学。又千余年,朱熹集理学大成,遂使孔、董以来的儒家道统又占据了封建正宗的思想统治地位,统治封建后期的思想学术达七百年之久,所谓“后之时君世主,欲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从董仲舒看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的特色和功用

董伸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大一统思想的首倡者,中国封建神学唯心主义体系的创立者和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以董仲舒为支点,上溯孔孟下及程朱,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形而上学思想的特点和它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非同寻常的作用.     

论董仲舒对荀子逻辑思想的接受

接受研究就是侧重于研究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意向性选择.董仲舒对荀子的逻辑思想意向性选择主要表现在"类推"的认识方法和"名实"思想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出两种接受方式:顺接受和逆接受.董仲舒这种接受取向受先秦哲学在汉代的转向以及董仲舒对"天"的哲学建构影响.本文从接受学视阈出发,厘析、考辨、梳理他们之间的学说承继关系,论述接...     

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