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绿色经济增长：后发优势与隧道效应

文章测算了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基于碳排放效率的绿色经济增长指数,并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和探究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增长的机制,从相对差距的视角论证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驱动因素及后发优势。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是提升碳排放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赋能绿色经济增长;（3）数字经济在相对落后的城市存在后发优势,发展数字经济是缩小城市差距、实现区域协调的重要手段;（4）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中存在隧道效应,该效应是相对落后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     

绿色经济发展与绿色经济核算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目前人类正面临着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严重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此,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环境脆弱以及粗放的增长方式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废气物高排放的现实出发,阐述并介绍开展绿色经济核算的重要性、绿色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和国家统计局开展绿色经济核算的研究与实践。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时空演进

文章采用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构建了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从压力层、状态层和准则层视角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以及四大经济区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协同性与时空演进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不同省份在三大准则层的表现和排名具有差异性;Dagum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区域逐渐趋向协同发展;Kernel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提升,但各区域的演进规律呈现差异化。     

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199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在全局DEA框架下SBM模型基础上分解GML指数得到绿色技术进步指数,运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关于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和我国东部和中部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就业率、产业结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严格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对我国西部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对我国东中部有负相关影响.     

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收敛性分析

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在重新梳理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内涵基础上,首先构建包括海洋经济效益、海洋资源利用、海洋生态环境、海洋创新能力、海洋社会效益和政府支持度六个子系统的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熵值组合权重的TOPSIS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11个沿海省份的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其次,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收敛模型分析了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和收敛特征。研究表明：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以及六个子系统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区域总体差异、区域内(间)差异均呈扩大态势,南海地区内部差异最大,北海和南海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为明显,超密度贡献率是其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没有表现出σ收敛趋势,全国及三大沿海区域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海洋产业结构对全国、北海、南海地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增长率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绿色增长核算方法的中国省际经济差距来源分析

通过构建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利用虚拟增长分布法和状态空间模型分析要素投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构成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认为:绿色技术效率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影响最大,其次为资本深化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最小;围绕加快绿色技术进步和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提出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缩小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对策建议。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演进

文章构建由水平和效率两个维度组成的绿色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1997—2020年中国省域绿色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以及时空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剖析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缓爬升,整体表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形成“沿海高、内陆低”“东部高、东北和中部居中、西部低”的发展格局。绿色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聚集特征,存在空间极化现象和俱乐部趋同效应;其总体差异以地区间差异为主,表现出先波动后缓慢下降的态势。邻域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对本地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状态转移具有异质性影响。     

绿色经济发展测度体系的构建

文章借鉴现有研究经验,遵循绿色经济发展测度体系建立原则,从绿色经济效率、绿色资源环境、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经济政策四个方面入手,建立了4个一级目标、9个二级准则和38个三级指标在内的绿色经济发展测度体系;实证测度了济南市"十一五"期间的绿色经济发展情况。     

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影响

绿色税收作为绿色发展的题中之义,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文章在重新界定绿色税收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通过选取1999—2019年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税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于产业升级不能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文章从完善绿色税收制度供给,优化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建立产业升级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发挥作用的建议。     

绿色GDP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

本文在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发布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所提出的两种绿色GDP的核算路径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国内生产净值的基础上通过扣减环境成本核算绿色GDP的路径虽然被学术界普遍认可,但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已经陷入理论困境。因此,本文坚持绿色GDP的实质就是绿色经济GDP的理论观点,认为绿色GDP核算的关键是绿色经济体系的构建与模拟,而非核算方法的变革。本文将经济体系与资源环境置于同一个系统之内,对“绿色经济”模型的构建理论、模拟方法等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中国海洋经济区域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研究

在解析海洋经济核心特征和海洋经济生产函数、明晰海洋经济竞争力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包括发展基础、发展环境和业绩表现3大维度、资源环境等9个方面和62项具体指标的中国海洋经济区域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2年数据对中国沿海11个地区进行试测之后发现,测度结果符合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竞争的现实,具有较高效度和信度,可指导沿海各地海洋经济的竞争发展。     

基于融合视角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编制研究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对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提出更高要求。本文选取了OECD、BEA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核算框架进行差异对比,结合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重要方略,明确编制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测算目的是掌握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作用传导机理和影响形成规模,从而决定基于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融合的视角定义数字经济产业和产品,将其分为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融合产业,以及数字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并据此识别数字经济核算界 限,尝试构建具备全面性、国际可比性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基础框架,设计了核心表式和相关总量指标。文章最后针对构建卫星账户的现实挑战,从政府、企业、社会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新常态”下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与代际补偿核算

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增速与结构优化提出了新要求,也为缓解能源压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契机。本文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核算了1991年至2013年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结合“新常态”经济特征,预测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的变化轨迹并对代际间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进行责任划分。结果显示在放缓经济增速和约束能源下,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存在增速降低甚至总额下行的可能,在2032年左右能够达到峰值,与中国承诺二氧化碳峰值的时间接近。靠前代际负更多责任的分配方式更符合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不仅可以减轻后代人的补偿压力,同时也可以兼顾到当代人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技术进步。     

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量化研究

近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与交往的日益紧密 ,从商品、服务、劳动力的相互补充 ,到科技、信息的互通有无 ,以及资本国际流动规模的扩大 ,国家间的利益已经休戚相关 ,实行完全封闭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当今世界已不再可能。因而 ,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 ,只是参与的程度有所差别。那么 ,一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参与的程度是否应该有一个量的界限 ?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制定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取决…     

循环经济统计核算问题研究述评——兼论我国循环经济统计核算的可行模式

循环经济的发展呼唤建立相应的统计核算体系,文章详细评述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循环经济统计核算问题提出的两种基本核算模式--绿色GDP核算模式和物质流核算模式,认为物质流核算模式是循环经济统计核算的可行模式,并在我国目前统计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循环经济统计核算问题研究的相关建议.     

SNA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问题研究

我国尚未建立起数字经济生产核算体系,缺乏数字经济增加值等官方统计数据,不利于全面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及制定相应政策。本文基于SNA 视角探究了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相关问题,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不同阶段其内涵表现不同,相应生产核算范围既是对现有SNA 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发展和突破;从核算目的、核算主体、核算客体和核算方法等要素看数字经济生产核算,既应与传统SNA 生产核算保持协调和遵循,又分别表现出其特殊之处;我国应分阶段推进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实践,新生型数字经济可借助“三新”统计工作实施,融合型数字经济需借鉴R&D 核算制定专门的核算和调查制度。本文能够为我国统计部门开展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工作和认知数字经济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基于混频数据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时变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混频VAR模型分析了中国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之间的时变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之间收益率与波动率的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时变特征,溢出效应在金融危机期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后呈现下降态势,且易受到极端事件的影响;在大部分考察时期内存在股票市场向实体经济的波动率溢出效应,而债券市场相对于实体经济则从考察初期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净输入方转化为中后期的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净输出方。进一步分析收益率与波动率总溢出指数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极端事件、宏观经济代理变量和期限利差对于溢出效应具有正向影响,泰德利差对波动率总溢出指数具有负向影响,而投资者情绪指数对收益率总溢出指数具有负向影响。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变人们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中国数字经济统计研究明显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这不利于相关部门监测数字经济发展和科学制定政策。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演进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经济分析局等国际组织和官方统计部门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统计划分。结合中国已有相关统计分类标准,提出了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具体包括数字设备制造、数字信息传输、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内容与媒体、互联网应用及相关服务5个大类,共计22个中类、122个小类,并与国际上现有的相应产业分类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可为官方统计机构建立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统计和发布相关统计数据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