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以中国大陆28个省、直辖市2005-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内容和收入来源项目面板数据为对象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该动态面板模型的GMM(广义矩方法)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衣着消费支出和杂项商品及服务项目上存在显著的消费习惯,在食品、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和居住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消费习惯;GMM估计结果同时反映了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城镇居民各部分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该结果表明不同收入来源对居民各部分消费行为影响不同。     

中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半参数估计分析#

以中国1993-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半参数模型,对信息消费的恩格尔曲线、总消费支出和价格指数对信息消费支出份额的边际影响进行了非参数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中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仅对农村信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而居民受教育水平、居民总消费支出以及价格水平均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居民总消费支出和价格水平变量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边际影响均存在一个极大值水平;价格水平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负效应要大于总消费支出对信息消费支出的正效用,而城镇居民信息消费中没有表现出这一特征。通过控制价格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等方式,可以缩小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     

环境质量、居民收入与医疗健康支出关系研究——基于截面相关的省际面板数据模型

准确测度环境质量、居民收入对医疗健康支出的影响有利于完善环境保护与医疗改革政策。基于医疗技术进步、医疗政策等不可观测性,构建了截面相关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了迭代GMM估计方法,分析了环境质量、居民收入对医疗健康支出的效应以及医疗支出的区域差异性。研究表明：环境质量的恶化导致居民医疗健康支出的增长,环境保护政策制定应以人为本;医疗保健支出的收入弹性略小于1,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能显著地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医疗支出上涨压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性,政府应重视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健康支出压力,给西部欠发达地区更多的政策扶持。     

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差异性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恩格尔曲线模型的非参数估计

 本文建立城镇和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份额的非参数恩格尔曲线模型,利用我国1991-200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医疗保健消费的恩格尔曲线、总支出对医疗保健支出份额的边际影响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弹性进行了非参数估计,并分析和比较它们的城乡差异性。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差异性的重要原因在于城乡居民收入和总消费支出水平的巨大差距以及对农村医疗保健投入的不足。减小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差异性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总消费支出水平,并加强对农村医疗卫生供给的投入。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因素及趋势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习惯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克服了消费总量分析中产品维度上的“加总谬误”.实证研究表明:①人口年龄结构显著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儿童对文教娱乐、老年人对居住和医疗消费需求较强;②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存在较强的惯性,消费习惯和收入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最为关键的因素;③在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实际利率和控制房价的背景下,未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将呈现稳中有变、趋向享受型消费的特点.     

农业机械化、EG系数对人均粮食产出的动态面板GMM估计

文章采用具有滞后项的系统与差分一步、二步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针对农机化总动力与恩格尔系数对人均粮食产量的影响情况进行多重估计,发现整体上农机化显著提高人均粮食产出,而EG系数作用不显著.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EG系数作用不显著,且农机化动力在增速上影响人均粮食产量,中西部地区农机化贡献作用不显著且EG系数具有明显负向作用,最后对分析结论进行总结探讨.     

内、外部习惯形成及居民消费结构——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内部习惯形成、外部习惯形成与消费结构相结合,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差分矩估计对中国26个省农村居民1994-2007年住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支出都表现出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内部习惯形成类似于谨慎,习惯形成参数越大,居民储蓄目标将越高,消费将变得更加节俭。这也是目前中国农村消费市场迟迟没有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2）城镇居民的消费示范效应集中体现在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及医疗保健支出方面。这三类消费支出都带有很强的“生产性消费”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居民消费更着眼于长期,而不是简单攀比。     

基于面板数据的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研究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使用2005--2009年数据，对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值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自发人均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位居首位，其次是食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项目；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系数之中，低收入者的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系数值相对中、高收入者要大。比较而言，高收入者在衣着、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上的系数值要高；在受上年度人均消费支出影响方面，食品、交通通讯支出影响不显著。     

习惯形成、退休冲击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通过将习惯偏好引入传统的AIDS模型,进一步纳入退休冲击变量,构建了拓展的动态LA/AIDS模型。随后按照各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全国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地区,基于2003—2014年中国26个省城镇居民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习惯形成、退休冲击对中国不同收入等级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用FE-IV估计法对相应的静态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1)各收入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均显示出了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惯性最强的是食品消费支出份额,惯性最小的是家庭设备。(2)退休冲击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在中等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显著,而在低收入地区不显著。在控制了习惯形成效应后,退休冲击对消费支出份额的影响程度均变小了。     

公共支出、支出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25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公共支出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工具之一,支出效率反映了支出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基于中国2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3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公共支出、支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确定,但支出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并起到公共支出产出效应的门槛作用;东部城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的支出效率分别大于0.60、0.68时,公共支出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SYS-GMM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29个省份20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人口结构指标引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并用固定效应模型和SYS-GMM计量方法分别测算其对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考虑到老年抚养比在经济增长方程的内生性,我们还将滞后30年的就业人数比率作为工具变量来识别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结果显示老年抚养率对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口增长率对储蓄和投资有着负相关,但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工作年龄人口比率对储蓄率存在负相关,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但估计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在加入其它制度和人口变量之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定。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地区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入手,通过建立Panel Data数量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表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但影响效应都是正向的;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中的“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以家庭的食品消费微观数据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代理变量,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习惯形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不振及高储蓄的现象,这一效应即使在考虑了城镇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之后仍然是稳健的,并且其对消费的边际影响比“预防性动机”更为重要。不仅如此,本文还发现家庭越富有,习惯形成越强,储蓄倾向越高。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     

数字经济、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不论是用差分GMM还是系统GMM估计方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对中小城市的影响高于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1978-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数据,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总量、收支结构、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和恩格尔系数等差异,并选取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消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可分三个阶段,城乡差距经历两个轮回,现在第二轮扩张期。②相对而言,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率高支出结构固化,对物价变动有滞后性和拖尾性,近期在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走低时平稳走高。③城镇居民自发消费与边际消费倾向大致呈反比,同一城市的城乡居民自发消费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关性不强。文章建议,降低城乡交通通信类支出,扩大城乡家庭设备及用品类市场和农村文教娱乐类市场,提高农村居民健康及医疗保障水平。     

居民生活用电特征与影响机理

近年来我国家庭生活领域碳排放增长迅速,其中电力消费增长是导致家庭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在上海地区开展的居民生活碳消费调查中的居住用电数据,分析了上海市常住居民家庭用电的特征和影响机理。样本中,上海户均年用电量为2184.6kWh,标准差为1398.5kWh,用电基尼系数为0.32,此外生活用电量呈现冬夏高、春秋低,且冬夏两季用电量的离散程度高于春秋两季的现象。回归模型显示上海居民生活用电受到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居住面积、低碳态度和用能习惯的显著影响,且不同用电量家庭的用电影响因素种类和作用效果都存在变化：低用电家庭的生活用电受到人口规模、低碳态度和用能行为的影响,中等用电家庭的生活用电显著影响因素为人口规模、收入水平、低碳态度和用能行为,高用电家庭的生活用电受到人口规模、用能习惯和居住面积的影响;并且随着用电分布从低向高移动,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或增高或降低,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通过研究不同用电量家庭用电影响因素的变化,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群体生活用电影响因素和完善生活领域电力消费的约束措施。     

环境因素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来自新疆农村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选取相关7个环境指标,运用Logit模型以及自助法(bootstrap),就环境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条件和不同年龄段下环境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结果显示:就社会环境而言,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会导致农户借贷行为减少;在经济环境中,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与农户的借贷行为成反比关系,而财政补贴占总收入的比例、通信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与农户借贷行为的发生成正比例关系;在自然环境中,本村是否通公路、所处地势以及距离县城距离的远近均会对农户的借贷行为产生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下,低等收入群体的借贷行为对社会环境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中等收入群体的借贷行为受经济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但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经济环境更重要;在不同年龄层中,不论社会环境、经济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对青年的借贷行为都有显著影响,而对于中年农户来说,其借贷行为主要受经济环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