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苏轼文集》收文补正两则

《苏轼文集》历来流传甚广,版本错综复杂。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苏轼文集》的校点本当是目前收文最完备、整理最仔细的一个版本。因是集卷帙浩大,疏误或亦难免。今就其文集中所收几篇不完整制词,按原书卷序补阙如次。 卷四十第1140页有《太皇太后赐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诏》二则。其一曰:“念尔守邦,藐     

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当代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主要涉及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几个方面。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分别着眼于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贡献尤为突出。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2010年以来渐入佳境，因“赤壁船游”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研究主题也较为分散。     

苏词研究的新探索——《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一瞥

苏词研究是近世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有关苏轼词集的编刻整理累计有二十余种。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在参考传世苏词各重要版本和近期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苏轼词集作校勘、注释、编年、集评、辨疑等文献整理工作,在各个领域均进行了新的探索。撮其要者,在以下三个方面最为突出,这就是:意象词旨的深微探析、编年本事的精细考订、词语注释的准确追寻。     

苏轼被误判误编诗考论

从史料、诗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看,《苏轼诗集》中的《瑞金东明观》一诗乃是苏轼在海南北归滞留虔州时所写,被纪晓岚判为"伪托之作",实乃误判。再是从《苏轼诗集》和《全宋诗》关于苏轼虔州诗的编排来看,其中的《画车二首》并非苏轼在虔州时所写。     

《志林》管窥

《志林》全称《东坡志林》或《东坡先生志林》,新版《辞海》、《辞源》内“东坡志林”条皆定为“北宋苏轼撰”。按元符三年五月,哲宗大赦天下,苏轼在由儋移廉的北归途中写道:“《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二卷,甚赖公检阅也。”又,后世五卷本,一卷本,十二卷本各种不同版本差异非常大,可说明《志林》并非苏轼亲定。而且把《志林》与《书传》并提,两书性质应该相近。《书传》是东坡自视很高的学术专著,尝言“但抚视易,书,论语之书,即觉自生不虚过,如其他何足道哉！”则《志林》也应该是有计划写作的煌煌大论。通行的五卷本《志     

《周易》在苏轼治学中的地位

苏轼自小就开始在其父亲苏洵的指导下研读《周易》,中年被贬黄州时开始撰著《东坡易传》,晚年被贬海南时继续对《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进行修订,最终定稿。在苏轼看来,《周易》是古圣先贤们曲尽人情世态后总结出的一部指导人类成就盛德大业的教科书。苏轼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人生态度等时常以易理为理论根据,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增强说服力。苏轼是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标撰写《东坡易传》的,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撰写了《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     

“独开有宋风气”的王禹傅骈文

本文着力探讨王禹傅的四六文创作及其特色问题。认为王禹傅的四六文创作追求是远溯三代、两汉文风、直接贞元、元和风格的,上承元、白,可谓开宋四六之先。王禹傅制诰类四六文以得体庄重、宏丽典赡为主,而表启类四六文则工对简洁,情事兼优。用常语常典、用古文写法做对偶文章是王禹傅四六文的主要特色;同时,善于融裁、用事精当也是其显著特色。“元之独开有宋风气”,王禹傅四六文是骈文宋调的初创。     

《四书章句集注》苏氏考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引苏氏计十四处。《论语集注》十二处皆出自苏轼,其中《论语.公冶长》"孔文子"一章所引苏氏非若大槻信良所指苏辙,而是苏轼。《孟子集注》两处,一处《梁惠王章句上》所引苏氏非若《四书通》、蔡模《孟子集疏》所断定之苏轼,而是苏辙,《孟子集疏》、《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亦皆误认为是苏轼;一处朱子所谓"近世苏氏"指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非单指一人。     

《四六膏馥》与南宋四六文的社会日用趋向

南宋书坊有所谓《四六膏馥集》,选录杨万里、李刘二人四六文之所谓“膏馥”者编类刊出,实不过为社会日用书启提供范式,流传绝少。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得七卷,置于类书类存目中,故亦少有注意者。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四六发遣膏馥集》,凡四十卷。篇幅既远多于四库之著录,内容又正反映了四六文在写作上由北宋之淡雅自然,渐变为南宋之工巧繁碎,而在社会应用方面又日渐实用化的趋向。书中分类摘编的对句与长联,又透露出宋四六与对联的密切关系。     

《历代世变》非苏轼所作考

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史评”类中,收有《历代世变》一文(原文略)。据现存资料,此文早在南宋编刻《三苏先生文粹》时已收载,明代毛九苞重编《东坡先生外集》、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时亦加著录,袁黄、王世贞所编的历史教科书《纲鉴合编》,也在卷首《读纲鉴法》中载录此文,且与程颐、朱熹等理学名儒的读史方法并列。近年有学者分析苏轼史论,还特加征引,说其“将苏轼深湛的史学功力表露无遗”(张元《苏轼的史论》,载《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五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编印)。可是,此文真是苏轼所作吗?试辨之如下:剖…     

关于苏轼一首佚诗的考证

最近翻阅了江西奉新《甘竹胡氏十修族谱》(清宣统元年版),于众多的宋代公卿名流对华林书院题咏的佚诗中,发现有苏轼的一首。是不见于现存的各种版本的苏集的。兹录之,以供考证研究之用。此题咏原来的题目象其他人题咏的一样,被《族谱》编纂     

《苏轼诗集》点校失误举要

孔凡礼先生点校、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整理出版的《苏轼诗集》,是我国建国以来出版的一部规模最大的别集。由一人承担点校如此卷帙浩繁,注家众多,版本互异,疑难重重的古籍,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本书的出版,大大便利了苏轼的研究者,而书后所附的《篇目索引》,更为研究者带来了莫大的检索便利。这部集子纠正了原版的大量错误,这由每卷后所附的校勘记可以说明。但由于一人承担这样大部头的集子,为时间和精     

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

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完备、详赡的苏轼年谱,详细考论了苏轼一生的出处行藏。同时还首次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年,成为后来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的编年基础。《总案》在作品编年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文诰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而后人往往盲从王氏,一再沿袭其错,故有必要对《总案》进行辨误工作。试举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词各一首,作尝试分析,重新编年,以见《总案》之误。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苏赋十题

本文首为苏赋辨伪,认为《苏轼文集》所收苏赋27篇,有两篇非苏轼作品。次为苏赋编年,二至五题逐篇考订了苏赋的写作时间。再次为苏赋辨体,六至八题分别论述了苏轼的骚体赋、律赋和文赋,认为苏赋诸体皆备,苏轼以文赋闻名于赋史,但他的文赋并不多。九题论苏轼仍以骈赋为多,着重论苏赋分类,认为苏赋题材十分丰富,含议政、纪游、吊古、咏物,苏轼不善饮酒,而咏酒赋特多。十题是比较二苏赋之异同,苏辙现存赋仅9篇,远较苏轼为少,作《缸砚赋》时年仅17岁,比《赤壁赋》的写作时间早25年。其《服菔苓赋》在当时已传到契丹,其《黄楼赋》尤为有名,杨万里甚至把《黄楼赋》与前后《赤壁赋》相提并论。     

《太平广记》的编刻、传播及小说观念

一般认为《太平广记》编成后并没有及时刊印,但实际上它已通过其他渠道传播出来了。晁迥是我们所知最早看过此书的学者。从晁迥到苏轼,再到洪适、周必大等,再到罗烨以及“幼习《太平广记》”的说话艺人,他们都看过《太平广记》,但他们所看之《太平广记》可能有不同的版本。至于宋初《太平广记》编而未刊,虽然史书记载说是因为“言者谓非后学所急”,但笔者以为,可能另有隐情。《太平广记》编刻事件本身对于宋代小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小说观念内涵。《太平广记》里单设“杂传记”一目以置唐传奇,也已显示了小说观念的一大进步。     

《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

嘉祐四年（1059年）,苏洵、苏轼、苏辙第二次共同赴京。苏轼在此次途中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包含着诗人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模糊思考与探索。这一哲学思考成为苏轼重要的人生课题之一,它起源于这一时期,成熟于黄州《赤壁赋》,而《赤壁赋》之后苏轼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哲学思想的发轫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南行集》苏轼诗歌的江水意象中。在此次进京途中,苏轼与江水意象二者之间实现了双重推进。     

《三苏先生文粹·评史》中的两篇伪文——兼及《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史评》所收《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从二程之语改编而来；《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与清人所辑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书二李传后》一文大体相似，应也不是苏轼所作。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这三篇文字，吕祖谦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不会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中，所以该书应非吕祖谦专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成书，或是以流传出来的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手抄、批注稿为基础的。     

翟理斯译介苏轼考

翟理斯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研究中国,在其文学代表作《古文选珍》《中诗英韵》《中国文学史》等中都多次向英语世界的读者译介中国大文豪苏轼及作品,并且颇有见地,以至于后来许多汉学研究者也纷纷把目光投向苏轼。通过全面分析、研究翟理斯与中国的结缘,翟理斯对苏轼及作品的关注和翟理斯对苏学传播的影响等,可以判定翟理斯在海外苏学的传播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