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市民社会孕育过程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西方市民社会孕育的背景--权力高度分散化、多元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单一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同质性,几乎是背道而驰.西方市民社会似乎更多的彰显的是历史的特殊性,但是,历史的发展到底有没有共性?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却是一个不能够逾越的历史趋势.早发的现代化国家都可以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参照物,具有历史的启发意义.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国家主导的内生性发展:比较视野下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探析

西方现代化理论以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为实践样本，本质是普遍论视野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面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探索，西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适应性遭到质疑，现代化理论需要在相对主义范式下进行研究。比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以发现，拉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一直在依附与自主、威权与民主之间摇摆；而东亚国家和地区则走向了一条“强政府”策略下的压缩式现代化道路。各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表明，基于不同的发展背景，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必然是多元的，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国家主导的内生性发展是一种高效的发展模式，而中国正是依靠这一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     

论西方政治现代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在政治体制上通过转型来进一步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发生带有现代性特征的过程。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核心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政治发展范式等三个方面的政治道路差异,分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独有特点,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必须立足于实际国情,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化道路模式,学会批判地吸收其中＂合理内核＂,寻找真正属于中国的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现实悖论──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看社会现代化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它对于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具有视角和方法意义。然而在较长时期里,发展中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兴趣集中在经济迅速增长、科技进步、工业化、城市化、政治现代化等等方面,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尚缺乏足够的意识。事实上,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体现和标示着早发与后发现代化各自不同的经验路径和发展逻辑,而且,后发国的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所特有的状况本身正是后发现代化实践发生许多现实悖论的根由所在。 几十年来,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普…     

党的领导地位的政治学阐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确立绝非偶然,它是中国政治发展路径选择的结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党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使然,亦是出于威权政治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实诉求.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领导组织纪律性强,政治上高度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又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独特品质,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     

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市民社会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完善 ,创造政治民主化的文化、社会和组织条件 ,推动宪政法治国家的建立与发展 ,为政治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体系的持续稳定奠定牢固的基础。因此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政治发展要求转化为现实必不可少的中介 ,构成了西方政治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一个符合本国特点的成熟的市民社会来推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武装力量理性化发展模式的百年探索与贡献

武装力量作为维护社会有序性的基本工具,是国家诞生的主要成分和政权稳定的关键,因此,武装力量的运用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国家拥有合法处理暴力的唯一正当性,但如何适应现代化进程需要,在经济理性和国家制度架构中有效处理军队暴力,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受制于不同性质条件下的经济生产方式和政治生态影响,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出现了不同的理性化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而战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先发现代化国家,也不同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理性化发展之路。正是这一道路的开拓,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了独特的军事文明发展,又有了捍卫"特色"的底气与能力。只有梳理中国特色武装力量理性化发展模式的百年探索与贡献,才能在大国军事金融博弈日益突出的今天,深刻理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形成全民国防共识与行动,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军事基础和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民间社会重新出现的希望,随着对于8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道路探讨的反思和深化,随着西方和东欧对市民社会讨论的热情及成果被逐渐了解,中国思想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探讨开始活跃(市民社会,译自英文civilsociety,也称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这一过程中,民间学术色彩较重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及其主编邓正来发挥了重大作用。邓正来和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1992年11月)上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问题纳入中国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目标所要求的政治社会结构的调…     

“中国模式”的八大要素

“中国模式”是有关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具综合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基本架构体现为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三位一体，反映的是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发展建设的道路和成果。“中国模式”蕴含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国情基石、动力机制、思维理念、环境氛围、发展主体、政治保证八大基本要素。     

理性主义的抉择与后发国家的发展

合理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和方向,这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也是适用的。合理化也就是要在社会结构中确立理性主义的地位,而缺乏理性主义正是制约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障碍。通过选择理性经济、平等精神和民主政治、科学精神,后发国家才能促使自己的社会结构合理化,才能确保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从“国退民进”到“民进国退”——浅析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现状及发展前景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政权、乡村基层政府以及民间社会三者权力关系的演变发展,结合当代理论界一些代表性的视角及观点,反思西方经典的"国家-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局限性,并揭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后果和深层次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经验能否概括为一种"中国模式",是一个国际热点问题和前沿课题,以往研究总的来看没有充分从政治领导的动因上进行深入分析.尽管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很多,但我国现代化经验概括地说是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性因素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了国家对干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不同于西方的世俗一自由主义模式."中国模式"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体系,渐进主义改革策略,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的有机结合以及务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等等.     

自下而上“造社会”:梁漱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

现代化乃近代中国的绝对主题.和绝大多数时人主要关注自上而下政治权威的现代转换不同.梁漱溟坚持并且践行了一条自下而上从社会入手的另类现代化道路.的确,从"国家一社会"的视角看现代化,实际上包括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转型与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建构的双向过程.而中国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一再受挫.就因只单向度地注目政治变革,独立的、自治的社会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育,以至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言,梁漱溟自下而上"造社会"之现代化路径探索,值得珍视.     

现代性获取危机与社会稳定:亨廷顿“差距理论”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与早发现代化国家不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往往周期短、强度大,是一个快速的现代性获取过程.亨延顿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获取过程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败的过程,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危机的根源不是贫困和落后,而是社会成员致富和发展的欲望,以及社会满足这些渴望的能力之间存在着的巨大落差.要保持现代性获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制衡政治参与需求,适时、适度开放政治系统的政府.亨廷顿"差距理论"对于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与稳定问题的借鉴意义在于:有效发挥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吸纳不断增长的参与需求.     

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及其表现样态

社会结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始终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中外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样态.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 ,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 ,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 ,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 ,大而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从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关系的重构

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学人的一个热点话题。较之先前的“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中国市民社会论欲囹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探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从欧洲历史中借鉴来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市民社会尽管有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国别、文化背景、含义构成和作用等等，但它始终只是欧洲或西方社会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1）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运用市民社会这个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具…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视野下“后发国家发展困境”解析——以埃及政治风暴和利比亚战争为例

以满足资本无限增殖需要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发展过程,在把广大后发国家带入西方文明发展轨道的同时,对相关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西方国家不断围绕本国资本增殖需要变换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广大后发国家要么亦步亦趋,经济社会发展无所适从;要么封闭保守,政治文明发展停滞不前。埃及、利比亚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再一次印证了西方社会主导的旧有现代化发展模式根本无法顾及后发国家真实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需要。广大后发国家必须立足本民族实际,清楚认识在当前时代推进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需要面对的特殊问题,在全球和地区未来发展大势中保持独立的现代化发展思路,有针对性地克服资本运动带来的发展弊病,掌握本民族在全球现代性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